母亲曾经对我说，为了那几厘工分，当年她挺着大肚子霸蛮从地里为生产队挑回一担红薯(用淤箩装的，大约五六十斤)。没过几天，我便迫不及待地降生于人世了。
说我迫不及待，一点也不夸张。因为正常人都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可我呱呱坠地时，月份严重不足，仅有七个月。母亲虽不识字，但她认为，我是被那担红薯压出来的，又比正常的新生儿瘦小得多，便给我取名“小红”。在毕业于祁阳师范的父亲对这个名字没有半点异议的情况下，大队会计遂以这个名字给我上了人口册。从此，在一段时期内，邓小红即我，我即邓小红。
我是一个典型的早产儿，又生逢物资奇乏的年代，生长自然比不上正常的新生儿。看到我这副模样，又听到我哭闹时发出似泥巴蛤蟆鸣叫一般的声音，邻居担心我会夭折，母亲却不以为然。因为她笃信“七成八不成”的俗语。这俗语的意思是，七个月生下的婴儿能带大，八个月的却不行。后来，我的成长证明这俗语是对的。
对“小红”这个名字，从小学到初中，我都乐意接受，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一九七八年，我还以它考过中专，仅以三分之差无缘于我那时仰慕已久的湖南第三师范学校。后来，我进入祁东二中读书，去大礼堂吃第一餐饭。那时，一席八人，席上贴着就餐者的名字，饭桌中间摆着一只棕黑色的卡上窄上宽的大瓦钵，盛着不足三分之的咽饭菜。就餐者端着标有班次学号的木罾蒸的一铝钵饭，围着桌站立着吃。那餐刚好缺了一个人，分菜的席长指着名单说：“这个邓小红肯定没来。我们都是男生，她一个女生，害羞，不敢来。”“邓小红不是女生，是我。”我不急不慢地告诉席长。从那以后，我才觉得自己的名字确实太女性化了，对它竟然有了厌恶之意，总想换掉。后来，同学们彼此混熟了，我才发现，班上除我以外，还有三人男生取了个女生名。他们是，张小红、谭银秀、王秀娥。他们改不改名是他们的事，反正我要改!于是，筛选报名时，我就把名字改成了“邓潇泓”。为了改名，我翻阅了字典，斟酌几番，才将“潇泓”两字定下来：潇，湖南称潇湘;泓，水深而广，或一泓清水。潇泓连起来的意思就是，我是湖南人，且心净似一泓碧水。两个名字虽然字形不一样，但照方言喊起来，几乎没有区别。这样，我的目的达到了，又没违背母亲起名的意愿。
“邓小红”虽然被我填在履历等表册“曾用名”那栏里，但每到一所规模小的学校任教，无论是任课教师一览表，还是工资表，他们都图简便，仍然将我的名字一律写成“邓小红”。我为此提出过“抗议”，仍无济于事，只得“悉听听尊便”了。后来，我来到了规模大的学校，他们更是把我的名字糟踏得面目全非，什么邓满泓啦，什么邓蒲泓啦，什么邓消泓啦，什么……真叫我啼笑皆非!
那年，我入学耒阳师范民师班，到总务科办理后经济手续时，工作人员不熟悉那两个字，害得我蹩足了劲，操着祁东式的塑料普通话，边讲边写，花了几分钟才让对方弄明白。
我那年结婚，区政府民政助理问了双方名字后，想当然地大笔一挥，“邓潇泓”就成了“邓晓红”。结婚证的名字与身份证上的不一致，害得我那时候都不敢带妻子投宿县城或更远地方的旅社，怕惹出不必要的麻烦。那时不像现在，不是夫妻的也可开房同宿。那时的旅社都是国营的，对自称夫妻的审查、登记很严谨，既要着看身份证，也要看结婚证。没想到，民政助理的两个错别字竟然令想我携新人去城里“浪漫”一回都成了一种奢望!
一吃一堑，长一智。自那以后，凡是需用名字的地方，我都先主动掏出身份证。这样做的确免去了那些不必要的麻烦。
随着互联网的兴起，我先后给自己取了几个名字：文山一樵，文海一夫，南国树，祁东人，南阳裔。前四个是上网用的，是网名。南阳裔，是我在微信公众号写文章用的，姑且算做笔名吧。因为我们那里以前邓姓嫁女的妆奁上都贴着书有“南阳郡谨封”的封条。老一辈说，南阳郡代表着邓姓。笔名南阳裔之意，就是邓家后人。在纸质报刊上发表文章，我只署名“邓潇泓”。
后来，我从镇中学调进农村高中任教。几年后，学校倒闭了，我与同事便到县城里私立高中打工。为了不让有关部门查到，老板要求那几所倒闭学校的老师不用本名，我们便改名或换姓了。
我先后去过两所私立学校打工，分叫做“邓云鹤”“曾冬田”。
在私立学校打工的几所农村高中教师，除了原来同校熟识的外，大家天天见面，彼此却不知真实姓名，就像一群潜伏着的地下工作者。
2014年秋季，打工的老师绝大多数通过“考试”，按“成绩”，分别被分流到县城公办小学、初、高中和白地市中学任教。于是，我和几个同事由“地下”而“地上”了，在祁东县思源实验学校堂堂正正地恢复了本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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