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作品的价值

　　艺术作品的价值蔡炯 近日，在一个微信平台上，看到一位书法爱好者发的信息，他因朋友邀请去一豪华酒家，观看由几位老板特请一位书法大家为他们写字，这位书法家为一老板写了“舍得”两个字，就这两个字，那位书法大家向那位老板当即要二千元鉴定费，说市价要十万元，以后还会升值呢。 两个字说要十万元，那是什么样的天价!每个字价值五万元，即使便宜了索字的老板，也每个字要一千元。举手之间就是两千元，一个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地挥洒汗水得干一年，也许还挣不到两千元钱。这劳动的价值真是天壤之别啊!这种不平等是怎么造成的呢? 老实讲，“舍得”这两个字出自这么一位有显赫名声与地位的书法家之手，就被人视若珍宝，倘若隐去落款，让不了解这位书法家的人去欣赏，也许还未必赞赏，未必有好评。也许能写出这么好的字的人大有人在。

　　再说，要是就这么一幅字，落在什么别的不明真相的人手里，还会当废纸扔掉，就如同宝玉被不识货的人会当普通石头一样。曾经做过这样的试验，将某些作家的文章隐去姓名混入中考作文试卷中让阅卷老师打分，结果分数并不高，不如许多学生的作文分。这说明两点：一是名声、地位往往影响人们对具体作品的评判，二是不同审美观影响对具体作品的评判。 艺术作品本无价，全凭赏者提高价。无锡阿炳原本是街头卖艺艺人，在旧社会穷愁潦倒。1949年4月23日无锡解放，阿炳和他的《二泉映月》等乐曲获得新生。1950年暑期，中央音乐学院师生为了发掘、研究和保存民间音乐，委托杨荫浏教授等专程到无锡为他录制《二泉映月》、《听松》、《寒春风曲》3首二胡曲和《大浪淘沙》、《龙船》、《昭君出塞》3首琵琶曲。要是没有解放，没有得到中央音乐学院师生的发掘、研究和保存，阿炳的音乐作品就会掩没无闻，不可能流传下来，更不会被视为珍宝。 艺术品的经济价值是相对客观、具体、可衡量的，而审美、历史、文化、社会等价值则是个人或群体的主观意见的体现，同一艺术作品的价值，因人因群体不同而截然不同，难以用标准量化。

　　当艺术品首次进入市场，因为缺乏相应的市场价格参照标准，艺术品的经济价格就会非常不确定的。这就存在一个对艺术品在历史、文化、审美和社会价值上的一种共识问题，这种共识实际上是知识权力斗争的结果。在这个层面上，价值并非是绝对的价值，而是不同群体的观念博弈的结果，这种观念的博弈虽然会在某一阶段内达到一种稳定状态，但是，长期来看它处于动态发展的过程，对一个艺术作品的评价不会一成不变。 电影《武训传》上映之初赢得了一片赞扬声，报刊上发表的十篇文章基本上肯定这部电影，并且号召人们学习武训和“武训精神”。认为武训“典型地表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勤劳、勇敢、智慧的崇高品质”、有“自我牺牲精神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中国历史上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希望人们从武训的经历中学到一种“艰苦卓绝的战斗精神”，以“坚忍不拔的毅力”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武训传》在教育界引起极大反映，不少教师看后，深受感动，表示要以武训为榜样，献身教育事业。

　　到了1951年3月底，对电影《武训传》的认识开始出现了分歧。4月25日文化部电影研究所的贾霁在《文艺报》发表《不足为训的武训》一文，对《武训传》进行了批评，认为“《武训传》所表现的题材，是根本不值得表现的一个题材。在今天它歌颂了不应该歌颂的人物，它表扬了不必表扬的事迹。因此，它对于人民今天精神上的影响，就不是自尊与自豪，而是自卑与自贱。它与我们伟大祖国的历史不相称，与我们伟大现实运动不相容，它对于历史和今天，都是没有意义的”。 1951年5月16日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的杨耳在《人民日报》发表《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积极意义吗?》，认为贾霁说有积极作用是不对的，并认为贾霁对武训的批判不彻底。他认为“武训走了一条向反动派投降的道路”。 今天人们对《武训传》又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任何艺术作品都要经受历史和时间的检验，时间往往是最好的一把尺子。

　　不同的阶层对艺术品会有不同的评判标准。中国历史上，艺术品的审美标准和品位主要有两个社会群体来决定的。一个是皇帝及其贵族影响的宫廷品位，还有一个是文人所代表的文人品位。宫廷品位倾向于精巧、细致、富丽堂皇，文人品位更喜欢清雅、展现性情和品格。 市场品位是在商品化过程中形成的，它代表了收藏家和消费者的品位。 在当代社会中，市场品位是一种主流品位，这种主流品位受到当时流行的艺术品的分级标准的影响，市场对于艺术品的分级标准与博物馆等文博机构的分级标准不同，市场取得最高价值的艺术品往往出于市场类分级的顶端。艺术品市场价格的分层，也从另一角度反映了当时的市场品位，是哪一种现实社会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