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盏温暖的灯

　　正当全国人民欢度新春佳节时，一场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战役打响了。面对疫情，全国人民同舟共济、众志成城，谱写了一曲又一曲感天动地的战歌，不由想起了一段尘封的记忆。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正逢“文革”时期，塔里木河两岸突然爆发出血热。这是一种烈性传染病，病人发病时高热、出血，很快各脏器出现衰竭，病人三五天就会死亡，而且没有特效药，传染途径也不是十分清楚 。据说是羊身上的蜱虫叮咬而发病，羊蜱虫被老乡称之为“羊虱子”，因此，此病多在牧民中流行。为区别其他出血热，定名为“塔里木出血热”。当时正处“文革”特殊时期，专家教授大多数都在牛棚，军代表告诫：为防帝修反破坏，内紧外松，对外一律保密。

　　在流行病三要素都未搞清楚下，疫情就是号令，医疗队很快成立了。在流防所医生的带领下，迅速奔赴疫区。当时也没有什么防护设备，就连口罩也一个未发，大家只有一个信念：治病救人就是医生的天职。

　　医疗队到疫区，俩人分为一小组，分片包干，每一个畜牧点都要查找，就像篦头发一样，决不能漏掉一个发热病人。随身携带的药箱中，只有一瓶扑热息疼片，一支体温计，一只听诊器，一台血压计，一本登记簿。

　　清晨，当太阳从天山上升起时，吃过早饭，我和同事背着水壶和药箱，向牧业点出发了。八月的戈壁，在烈日的炙烤下，仿佛跳进了烈火熊熊的馕坑，没有风，热的透不过气来。到了牧业点，顾不上歇息，就开始了紧张地工作。信息登记，测体温，遇到疑似发热病人，一个都不能少。立马到牧场办公室打电话，那个年代通讯很不发达，抱着手摇电话机不停地摇，好不容易接通，电话时断时续，犹如在大风中对话，扯着嗓子喊，请县防疫站派救护车接病人。电话打完，口干舌燥，满头大汗，大家一心就盼着县防疫站救护车快来。吉普车改装的救护车来了，送病人上车，救护车一路颠簸，扬尘而去。我们才能松上一口气。

　　吃午饭了，热情的乡亲们送来酸奶、奶疙瘩，就上一只包谷馕，就是一顿难得的美味。

　　那日，筛查完最后一个人，已是夕阳晚照的黄昏。火烧云在天空燃烧着，给冷寂苍凉的戈壁涂抹上迷人的金色，高高的胡杨，虬枝缠绕，苍劲挺拔，吹着戈壁微风，欣赏戈壁夕阳美景，悠悠然漫步返回驻地，非常惬意。很快太阳滑下了山，夜幕四合，夜空中缀满亮晶晶的星星，走着走着，怎么不对了?看不到驻地的灯火，听不到狗吠。突然一激灵，出了一身冷汗，我们迷路了。戈壁迷路十分危险，镇定片刻，决定往回返，借着星光，迈着灌铅的双腿，一步步挪动着。漆黑的戈壁，只有冷风吹拂着，我们几乎绝望了。突然，戈壁深处，有微弱的火光，忽明忽暗，不断闪烁，有火光就有希望，有火光就有人家。鼓足勇气，跌跌撞撞地向火光一溜跑去，火光越来越亮，跑近了，那是一盏马灯，挂在牛车车辕上，牛车上堆满了红柳柴，那跳动的灯火微弱昏黄，映照着惊愕的赶车人。赶车人是位年轻小伙，头戴高高的卷边白毡帽，身穿半长的黑袷袢，这是一位柯尔克孜族的年轻小伙，双方语言不通，比比划划，急中生智，我们举起了红十字药箱，他双眼一亮，立马明白了，邀我们上车，缰绳一抖，一声吆喝，牛车启动了。大轱辘车在坚实的戈壁上碾动着，马灯的灯火欢快地跳动着，那是一盏温暖的灯，看着跳动的灯火，一颗怦怦跳动的心终于平复了。

　　这位名叫穆丁的小伙成了医疗队的志愿者，有了他方便多了，走村串户，筛查疑似病人方便快捷，而且再也不怕迷路了。每当工作休息时，快乐的穆丁拿出随身携带的库姆孜，叮叮咚咚地弹起来，悠扬的歌声粗犷嘹亮，如诉如泣，尽管我们听不懂，但那优美动听的旋律，也驱走了我们的辛劳……

　　一场防治“塔里木出血热”的战斗终于平息了。有奋斗就有牺牲，我的一位同学为给出血热产妇接生，不幸也染上了出血热，另一位同学护送病人途中，不幸也染上了恶疾。他们静静地长眠在多浪河畔的烈士陵园中。每当想起他们，热泪不由夺眶而出，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弹指一挥，五十年过去了，我们又迎来了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战斗，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我们有抗击非典的经验，有党的正确领导，有伟大的祖国，还有那奋战在一线千千万万的白衣战士，他们就像南丁格尔高擎生命之灯，那是一盏明亮的灯，也是一盏温暖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