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爷绰号老歹。家乡将吃称歹，吃饭叫歹饭。老歹就是能吃。名字难听，二爷不介意，说“能歹饿不着，赚副好下水（五脏）。”过去条件差，偶尔吃饱喝足便知足，无法与现在的生活相比。
二爷爷的父亲与我爷爷的父亲是亲兄弟。他俩一般大，小时换着吃奶，老歹排行老二，我爷是老三。虽分开过，仍似亲兄弟。
他有六个孩子。大叔闯关东，干过苦力，患骨癌去世。二叔看我爸爸在学校参加武装起义，十二岁便追着队伍参了军，渡过江，后转业到青岛卫生部门。三叔十几岁狂犬病夭折。四叔大跃进逃东北煤矿。两个女儿嫁出去，生活拮据。
六十年代，父母动员我和老婆孩子回老家，不少人不了解，认为是犯错误被遣送回来的，与我划清界限。二爷爷却看到活力和希望。三个爷爷奶奶加上曾祖母七个老人，有年青人跑腿，经常对外联系，觉得安稳。担水，分粮，拿草，缝补，浆洗，服侍，义无反顾。逢年过节，二爷爷不请自到。他住后屋，要绕到街上才进我家。听到有亲朋来闯门，“嗯呔”“咯咯咯，呸”地发信号，提示别忘他，从不缺席。帮我干活，吃什么没关系，酒务必备好。经常是上午干完活，下午醉倒地。已成常态。我不喝酒，总为二爷备点，有酒好办事。
女儿外甥来赶集，拜年，都到我处招待。他也喝个痛快。
文革时期，叔叔婶婶被打倒，三个弟弟回老家生活，也是我接待。
人穷志短。盖屋、苫屋缺小工，二爷有求必应，他不惜力。只求抿上几口。经常醉薰薰地睡大街，老歹名副其实。
二爷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从不为儿孙考虑。大家庭分开，他将房子、土地换酒灌进肚里。土改是贫农，分了地挥霍掉，仍可入互助组合作社。卖掉房子没处住，给大爷养老。大爷罗锅，无儿。住正间，二爷住厢房。
我回去时，二爷老了。四方脸皱巴巴的，眼睛混浊，胡须花白，步履蹒跚。二奶奶去青岛带孩子。他独身一人，年终开不到支，手里难见钱。生活不会调理，烟袋不离嘴，衣着邋遢。生产队分什么吃什么，收了麦子换卷面。分豆子换豆腐。有地瓜干换酒，喝得又是秧歌又是戏，不醉不罢休……吃完了，便到我处拿：卷面，面粉，瓜干，蒸的馍，糕，包子，炸的面鱼，有啥拿啥。有时把我准备请匠人的菜肴也取走。我怪妻子太慷慨。妻子说：“叔叔婶婶对咱不错，咱代她照顾，让他们少操心。二爷一个人不易，咱人多好凑合。”说是“有了还。”其实是肉包打狗有去无回，看青岛叔叔婶婶面上，宁可自己不吃，勒紧腰带，不让他空手。
妻子是南方人，生活不习惯，住一年，想回家探望。二爷闻讯，规劝说：“刚来没几年，省省吧！钱借给我去青岛。我好了，不添麻烦，你也好了！”我们便放弃，让他去见叔叔。谁知他喝了酒，在机关门口耍酒疯，骂“儿子媳妇不孝，要划清界限……”正抓阶级斗争，单位反应强烈：“哪有这样贫农？倒像漏网富农……”
后来，村里真给他戴上破落富农帽子……
爷爷说，二爷的脾性是老人惯的。二爷是家里的顶梁柱，二十几口家，他最勤快。春天下种，田间管理，秋季收获，耕耧锄割，整天起早贪黑，风里雨里，从不惜力。他饭量大，一顿吃十几只玉米饼、一盖垫多饺子。为家付出最多，老人最疼他，经常让他抿几口。
赶马车是二爷的爱好，老人便依他。他不乱吆喝，万一走错，一声脆响，鞭梢不伤马，却痛得抖擞，乖乖地听指挥。他脚步踏实，身子随车一起幌动。架式，姿态，步调，浑然一体，无人能比。
二爷五大三粗。那时送粪，收庄稼靠马驮。二爷捆绑的驮架子，扎实，牢靠，有分量。扛上马背，马趔趄得几乎压趴。
二爷与我爷爷不同，我爷爷闯过关东，学过生意，能写会算。农活却外行：耕耧不用提，牵牲口走头里。间苗坐板凳，拣花生用火钳，做一天不及别人抽袋烟功夫勤勤手做的多。队长无法派活。爷爷会生活，讲究细水长流。剥个咸蛋吃半月，蒸条小鱼吃十天，见到树叶便清扫，过得有板有眼。二爷常去揩油。爷爷控制他喝酒，只解馋，不管够。一杯入肚，嘴一抹，只好走人。
二爷是种田把式，牲口不用牵，耕的地像发酵的面，细细的，酥松，没夹生。耧的种，间距行距整齐划一。锄地挺胸收腹，眼视前方。刃角先落，与沟吻合。用力均匀，深浅一致。脚、手、锄协调，三步一节。倒换手脚有节奏，讲套路。锄出的地如尺划出一般，笔直，统一，找不出接头。割豆紧贴地皮，看不到竖棵，豆把朝向，大小，排列规范。更敬佩他苫屋理草，无论多杂乱，三下两下，会理得一样顺，无一根横草。村里人都夸他理草苫的屋从不漏。
二爷住的厢房漏了，苫草一薄层，屋内望见天，落雨要用瓦盆接……他无颜去青岛，要我想办法。我只好去趟青岛。
叔叔婶婶热情接待我。他们关心老人，寄过皮袄，老人不珍惜，全换酒了。埋怨他不为子女考虑。
我说：“二爷过去做了好多对国家对革命有利的事，救过地下同志，被鬼子严刑拷打，坐过老虎凳，灌过辣椒水，胳膊粗的棍棒打断，都没出卖革命。村里人都常夸他。人都要老，要犯糊涂，咱要看大节，二爷是好人！”
叔叔叹道：“好人不会过日子。给他钱，全换酒喝了。我工资有限，经不起挥霍……”
我说：“房子漏雨确是事实。老人有困难，儿子不能不管。”
经一番协商，叔叔把钱给了我，苫屋专用。
苫屋很顺利，二爷没干扰。
叔叔婶婶很感激我对老人的照顾，经常写信与我交流。我如实反映二爷的情况，保证让他们放心。
1978年夏天中午，婶婶出差路过这样，特地来看我。我很高兴，忙将二爷叫来疏通关系。
二爷来了，见到婶婶装模作样，爱理不理。
婶婶坐到矮凳上，对老人说：“你看看，他们要照顾爷爷，还有一群不大懂事的孩子，要挣工分养家。媳妇是南方人，话不懂，风俗习惯不一样，农活不会做，都要慢慢适应。拖家带口不容易。你要自觉，不要有事没事给他们添麻烦——”
没等说下去，二爷跳起来，嘶着喉咙嚷道：“我谁的麻烦也没添，没人帮我！”说着，瞪眼瞅着我，“你说，我麻烦谁了？我很知趣，是找事的人吗？我还能动，吃好吃赖，能凑合填饱肚子，不求爷爷拜奶奶！”边说边望着我门上的对联：“毛主席说，自力更生，丰衣足食。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我靠自己！谁也指望不上。”说完，拂袖而去。
婶婶望着他的背影，自言自语：“你不麻烦最好……”
没想到闹这么一出！
二爷虽不朝我治气，但每句都与我有关联：在婶婶面前指责我，抱怨我没尽责任，不管他。让我尴尬万分，有口难言。十多年的心血和付出，我的许诺，书信往来都成泡影和假话。三头六对面戳穿谎言，感到羞愧难当。
婶婶扳起面孔没说什么，也没调查，悻悻返回。
婶婶的情绪变化我同妻子都感觉到了，我很气愤，对妻子牢骚：“二爷没良心，关键时期不说实话。弄得咱里外不是人，再不要理他！”
青岛书信断绝，我被冷落。冤枉，委屈，懒得解释。
在农村我们送走了五个老人，1979年落实知青政策，我一家返城时，只剩爷爷和二爷兄弟俩。我只管爷爷，没再搭理二爷。
临行，我关照爷爷：“房子可以给大队和其他人用，绝不要给二爷。”
爷爷瞥我一眼，含糊应允。
八年以后，爷爷到南方，见到我便告诉我：“你二爷没了！”
我一惊，忙问：“走时还好好的，患啥病？怎么说没就没了？”觉得伤心，爷爷说：“那天太阳老高，见二爷房内无动静，找人撞开门。满屋酒气，二爷直挺挺地躺在炕上，被褥，衣服，炕旮旯吐得一塌糊涂。一摸浑身冰凉，早已咽气。慌忙报警，并与青岛联系……”
青岛回家处理二爷后事，也没找他，只同村干部联系。还指责他翻动二爷的衣物，说他居心不良，办完后事。就把住宅锁了，走时没打招呼。
爷爷说；“他死在你住宅里。”
我一惊，“怎会呢？他后面厢房呢？”
“大哥房子被闺女卖了，没处住，你那里闲着也是闲着，还能眼睁睁看他睡大街？前屋后屋住着，可互相照应。”
我一听，火了，埋怨说：“怎么住我房子？教训还不够吗？临走你答应我房子不让二爷住。怎么变卦了？”
爷爷说：“他是我二哥，不是外人。”
我说：“二爷爷太没良心，我俩对他一片真心，他儿媳回家，连句实话都不讲，弄得青岛对我有看法。弄得我太没面子。”
爷爷说：“再闹也是自己人。房子给他，水不外流。”
“房子给他？”我跳起来，控制不住火气，对爷爷嚷：“我不同意。我住近二十年，有感情，这幢应让我处理！”
妻子满腹牢骚。抱怨爷爷不为我们考虑。
见我俩不满，爷爷也觉得愧疚。买火车票去青岛想同叔叔婶婶交涉。
婶婶没让他进门。爷爷空跑一趟，觉得没法交待，气得尿血。
我们想买回房子。叔叔婶婶阐明观点：“房子是我们的，谁给钱多就卖给谁！”后经村干部协调，才从要价两千四降到一千八。好友借钱帮买回来。
我觉得叔叔婶婶做得太绝。爷爷对二爷仁至义尽，这样恩将仇报，还是一家人吗？一气之下，提笔写一封长信，回忆亲情，骂他们六亲不认，翻脸无情，只认钱不认人……好一顿发泄。
与青岛关系僵了。几辈子亲密无间，新社会反目成仇。这是家之耻，德之衰，心之痛。我经常反思，难以平静，不知如何改善。
世纪末的夏天，气候炎热，我办事回来，同事说：“可回来了，你弟弟来找你几趟了！”
我懵了，“兄弟？我独子，哪来兄弟？”
“说话同你差不多，说是你兄弟……”
“兄弟？”我将平辈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在脑海中苦苦过虑：有的正忙，有的跑不开，有的无条件……竟想不到是哪一个。只好等吧！
天快暗时，听到脚步声，楼梯上出现帅气小伙，个比我高，红脸膛，见面叫哥。我正疑惑，他自我介绍：“大哥，我是二弟！”
“原来是青岛二弟！”我深感意外，几年不见，小小跟屁虫，竟出息成英俊帅哥。
他热情握着手，气喘吁吁地滔滔不绝：“在家就计划，只要哥在这城市，无论如何要找到。忘不了艰难岁月，哥嫂对我们的照顾。”
我忙带他到家坐会，去看嫂嫂。
他说：“我是日本一家制衣会社中方代理。知道哥在这里，想到这里的服装公司去洽谈业务，寻求合作。如办成了，可经常来这坐坐……”
我们互相介绍了情况，最后我谈到同他父母的关系。二弟说：“我只知父母看了哥的信很恼火，原来还这么复杂。我在老家住过，也亲眼看到了，哥嫂对我爷爷没说的。这事不怪哥，是我爷爷不好，父母偏听偏信。你大人大量。老人不在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还是好兄弟，一家人！”
话出肺腑，说到心里，悬着的疙瘩落了地。不由得心潮起伏，热泪盈眶。有亲情环绕，深受鼓舞。连忙拉着他手说：“二弟说得太好了，咱是一家人，永远是兄弟！”
二爷爷的父亲与我爷爷的父亲是亲兄弟。他俩一般大，小时换着吃奶，老歹排行老二，我爷是老三。虽分开过，仍似亲兄弟。
他有六个孩子。大叔闯关东，干过苦力，患骨癌去世。二叔看我爸爸在学校参加武装起义，十二岁便追着队伍参了军，渡过江，后转业到青岛卫生部门。三叔十几岁狂犬病夭折。四叔大跃进逃东北煤矿。两个女儿嫁出去，生活拮据。
六十年代，父母动员我和老婆孩子回老家，不少人不了解，认为是犯错误被遣送回来的，与我划清界限。二爷爷却看到活力和希望。三个爷爷奶奶加上曾祖母七个老人，有年青人跑腿，经常对外联系，觉得安稳。担水，分粮，拿草，缝补，浆洗，服侍，义无反顾。逢年过节，二爷爷不请自到。他住后屋，要绕到街上才进我家。听到有亲朋来闯门，“嗯呔”“咯咯咯，呸”地发信号，提示别忘他，从不缺席。帮我干活，吃什么没关系，酒务必备好。经常是上午干完活，下午醉倒地。已成常态。我不喝酒，总为二爷备点，有酒好办事。
女儿外甥来赶集，拜年，都到我处招待。他也喝个痛快。
文革时期，叔叔婶婶被打倒，三个弟弟回老家生活，也是我接待。
人穷志短。盖屋、苫屋缺小工，二爷有求必应，他不惜力。只求抿上几口。经常醉薰薰地睡大街，老歹名副其实。
二爷是今朝有酒今朝醉，从不为儿孙考虑。大家庭分开，他将房子、土地换酒灌进肚里。土改是贫农，分了地挥霍掉，仍可入互助组合作社。卖掉房子没处住，给大爷养老。大爷罗锅，无儿。住正间，二爷住厢房。
我回去时，二爷老了。四方脸皱巴巴的，眼睛混浊，胡须花白，步履蹒跚。二奶奶去青岛带孩子。他独身一人，年终开不到支，手里难见钱。生活不会调理，烟袋不离嘴，衣着邋遢。生产队分什么吃什么，收了麦子换卷面。分豆子换豆腐。有地瓜干换酒，喝得又是秧歌又是戏，不醉不罢休……吃完了，便到我处拿：卷面，面粉，瓜干，蒸的馍，糕，包子，炸的面鱼，有啥拿啥。有时把我准备请匠人的菜肴也取走。我怪妻子太慷慨。妻子说：“叔叔婶婶对咱不错，咱代她照顾，让他们少操心。二爷一个人不易，咱人多好凑合。”说是“有了还。”其实是肉包打狗有去无回，看青岛叔叔婶婶面上，宁可自己不吃，勒紧腰带，不让他空手。
妻子是南方人，生活不习惯，住一年，想回家探望。二爷闻讯，规劝说：“刚来没几年，省省吧！钱借给我去青岛。我好了，不添麻烦，你也好了！”我们便放弃，让他去见叔叔。谁知他喝了酒，在机关门口耍酒疯，骂“儿子媳妇不孝，要划清界限……”正抓阶级斗争，单位反应强烈：“哪有这样贫农？倒像漏网富农……”
后来，村里真给他戴上破落富农帽子……
爷爷说，二爷的脾性是老人惯的。二爷是家里的顶梁柱，二十几口家，他最勤快。春天下种，田间管理，秋季收获，耕耧锄割，整天起早贪黑，风里雨里，从不惜力。他饭量大，一顿吃十几只玉米饼、一盖垫多饺子。为家付出最多，老人最疼他，经常让他抿几口。
赶马车是二爷的爱好，老人便依他。他不乱吆喝，万一走错，一声脆响，鞭梢不伤马，却痛得抖擞，乖乖地听指挥。他脚步踏实，身子随车一起幌动。架式，姿态，步调，浑然一体，无人能比。
二爷五大三粗。那时送粪，收庄稼靠马驮。二爷捆绑的驮架子，扎实，牢靠，有分量。扛上马背，马趔趄得几乎压趴。
二爷与我爷爷不同，我爷爷闯过关东，学过生意，能写会算。农活却外行：耕耧不用提，牵牲口走头里。间苗坐板凳，拣花生用火钳，做一天不及别人抽袋烟功夫勤勤手做的多。队长无法派活。爷爷会生活，讲究细水长流。剥个咸蛋吃半月，蒸条小鱼吃十天，见到树叶便清扫，过得有板有眼。二爷常去揩油。爷爷控制他喝酒，只解馋，不管够。一杯入肚，嘴一抹，只好走人。
二爷是种田把式，牲口不用牵，耕的地像发酵的面，细细的，酥松，没夹生。耧的种，间距行距整齐划一。锄地挺胸收腹，眼视前方。刃角先落，与沟吻合。用力均匀，深浅一致。脚、手、锄协调，三步一节。倒换手脚有节奏，讲套路。锄出的地如尺划出一般，笔直，统一，找不出接头。割豆紧贴地皮，看不到竖棵，豆把朝向，大小，排列规范。更敬佩他苫屋理草，无论多杂乱，三下两下，会理得一样顺，无一根横草。村里人都夸他理草苫的屋从不漏。
二爷住的厢房漏了，苫草一薄层，屋内望见天，落雨要用瓦盆接……他无颜去青岛，要我想办法。我只好去趟青岛。
叔叔婶婶热情接待我。他们关心老人，寄过皮袄，老人不珍惜，全换酒了。埋怨他不为子女考虑。
我说：“二爷过去做了好多对国家对革命有利的事，救过地下同志，被鬼子严刑拷打，坐过老虎凳，灌过辣椒水，胳膊粗的棍棒打断，都没出卖革命。村里人都常夸他。人都要老，要犯糊涂，咱要看大节，二爷是好人！”
叔叔叹道：“好人不会过日子。给他钱，全换酒喝了。我工资有限，经不起挥霍……”
我说：“房子漏雨确是事实。老人有困难，儿子不能不管。”
经一番协商，叔叔把钱给了我，苫屋专用。
苫屋很顺利，二爷没干扰。
叔叔婶婶很感激我对老人的照顾，经常写信与我交流。我如实反映二爷的情况，保证让他们放心。
1978年夏天中午，婶婶出差路过这样，特地来看我。我很高兴，忙将二爷叫来疏通关系。
二爷来了，见到婶婶装模作样，爱理不理。
婶婶坐到矮凳上，对老人说：“你看看，他们要照顾爷爷，还有一群不大懂事的孩子，要挣工分养家。媳妇是南方人，话不懂，风俗习惯不一样，农活不会做，都要慢慢适应。拖家带口不容易。你要自觉，不要有事没事给他们添麻烦——”
没等说下去，二爷跳起来，嘶着喉咙嚷道：“我谁的麻烦也没添，没人帮我！”说着，瞪眼瞅着我，“你说，我麻烦谁了？我很知趣，是找事的人吗？我还能动，吃好吃赖，能凑合填饱肚子，不求爷爷拜奶奶！”边说边望着我门上的对联：“毛主席说，自力更生，丰衣足食。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我靠自己！谁也指望不上。”说完，拂袖而去。
婶婶望着他的背影，自言自语：“你不麻烦最好……”
没想到闹这么一出！
二爷虽不朝我治气，但每句都与我有关联：在婶婶面前指责我，抱怨我没尽责任，不管他。让我尴尬万分，有口难言。十多年的心血和付出，我的许诺，书信往来都成泡影和假话。三头六对面戳穿谎言，感到羞愧难当。
婶婶扳起面孔没说什么，也没调查，悻悻返回。
婶婶的情绪变化我同妻子都感觉到了，我很气愤，对妻子牢骚：“二爷没良心，关键时期不说实话。弄得咱里外不是人，再不要理他！”
青岛书信断绝，我被冷落。冤枉，委屈，懒得解释。
在农村我们送走了五个老人，1979年落实知青政策，我一家返城时，只剩爷爷和二爷兄弟俩。我只管爷爷，没再搭理二爷。
临行，我关照爷爷：“房子可以给大队和其他人用，绝不要给二爷。”
爷爷瞥我一眼，含糊应允。
八年以后，爷爷到南方，见到我便告诉我：“你二爷没了！”
我一惊，忙问：“走时还好好的，患啥病？怎么说没就没了？”觉得伤心，爷爷说：“那天太阳老高，见二爷房内无动静，找人撞开门。满屋酒气，二爷直挺挺地躺在炕上，被褥，衣服，炕旮旯吐得一塌糊涂。一摸浑身冰凉，早已咽气。慌忙报警，并与青岛联系……”
青岛回家处理二爷后事，也没找他，只同村干部联系。还指责他翻动二爷的衣物，说他居心不良，办完后事。就把住宅锁了，走时没打招呼。
爷爷说；“他死在你住宅里。”
我一惊，“怎会呢？他后面厢房呢？”
“大哥房子被闺女卖了，没处住，你那里闲着也是闲着，还能眼睁睁看他睡大街？前屋后屋住着，可互相照应。”
我一听，火了，埋怨说：“怎么住我房子？教训还不够吗？临走你答应我房子不让二爷住。怎么变卦了？”
爷爷说：“他是我二哥，不是外人。”
我说：“二爷爷太没良心，我俩对他一片真心，他儿媳回家，连句实话都不讲，弄得青岛对我有看法。弄得我太没面子。”
爷爷说：“再闹也是自己人。房子给他，水不外流。”
“房子给他？”我跳起来，控制不住火气，对爷爷嚷：“我不同意。我住近二十年，有感情，这幢应让我处理！”
妻子满腹牢骚。抱怨爷爷不为我们考虑。
见我俩不满，爷爷也觉得愧疚。买火车票去青岛想同叔叔婶婶交涉。
婶婶没让他进门。爷爷空跑一趟，觉得没法交待，气得尿血。
我们想买回房子。叔叔婶婶阐明观点：“房子是我们的，谁给钱多就卖给谁！”后经村干部协调，才从要价两千四降到一千八。好友借钱帮买回来。
我觉得叔叔婶婶做得太绝。爷爷对二爷仁至义尽，这样恩将仇报，还是一家人吗？一气之下，提笔写一封长信，回忆亲情，骂他们六亲不认，翻脸无情，只认钱不认人……好一顿发泄。
与青岛关系僵了。几辈子亲密无间，新社会反目成仇。这是家之耻，德之衰，心之痛。我经常反思，难以平静，不知如何改善。
世纪末的夏天，气候炎热，我办事回来，同事说：“可回来了，你弟弟来找你几趟了！”
我懵了，“兄弟？我独子，哪来兄弟？”
“说话同你差不多，说是你兄弟……”
“兄弟？”我将平辈的街坊邻居，亲朋好友在脑海中苦苦过虑：有的正忙，有的跑不开，有的无条件……竟想不到是哪一个。只好等吧！
天快暗时，听到脚步声，楼梯上出现帅气小伙，个比我高，红脸膛，见面叫哥。我正疑惑，他自我介绍：“大哥，我是二弟！”
“原来是青岛二弟！”我深感意外，几年不见，小小跟屁虫，竟出息成英俊帅哥。
他热情握着手，气喘吁吁地滔滔不绝：“在家就计划，只要哥在这城市，无论如何要找到。忘不了艰难岁月，哥嫂对我们的照顾。”
我忙带他到家坐会，去看嫂嫂。
他说：“我是日本一家制衣会社中方代理。知道哥在这里，想到这里的服装公司去洽谈业务，寻求合作。如办成了，可经常来这坐坐……”
我们互相介绍了情况，最后我谈到同他父母的关系。二弟说：“我只知父母看了哥的信很恼火，原来还这么复杂。我在老家住过，也亲眼看到了，哥嫂对我爷爷没说的。这事不怪哥，是我爷爷不好，父母偏听偏信。你大人大量。老人不在了，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我们还是好兄弟，一家人！”
话出肺腑，说到心里，悬着的疙瘩落了地。不由得心潮起伏，热泪盈眶。有亲情环绕，深受鼓舞。连忙拉着他手说：“二弟说得太好了，咱是一家人，永远是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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