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家的家神正中，端正地摆放着一张镶框的照片，照片是请人用碳笔画的，已二十多年了。我成家后有三次搬家，最后一次临时住在用花亮纸搭的工棚里，那夜下起大雨，我醒来时被子已湿透，我裹起被子、枕头和枕头底下的碳笔画的照片，逃亡似地跑到租赁的房屋外，唤了20分钟，原本在咳嗽的主人静下来，但迟迟不开门，不得已，我又返回工棚，找了几个塑料口袋包好这张相片，一直坐到天亮。
这张照片上画的是我奶奶，她包着青布帕子，穿着青色的操襟衣服，脸颊高高地鼓着，眼神露着能洞察一切的沧桑。相片下是一张大理石饭桌。吃饭的时候，我坐在奶奶的对面，仰头细嚼着饭食，就可以见着奶奶在动——她的灵魂，在我思念的空间里游丝一样浮着。
奶奶是上吊死的。凡上吊的人，都喜欢选择了白绫，高高地挂在楼楅上，用一种极端的死亡方式，解决长久积压的愤懑或忧郁。但奶奶自杀的工具，简单得很，是一根从牛鼻子上割下的牛绳。她断气后，我闻信赶回家，能嗅到么叔家满屋里都是牛鼻子上那种怪怪的膻味。
奶奶断气的一瞬间，满寨的人像疯子一样跑到幺叔家，么叔与么娘气定神闲地坐着，怔怔地看着套在牛绳上的奶奶，奶奶还像孩童坐在秋千上一样晃荡。我的堂哥放下奶奶，用力捏开奶奶的嘴，将她吐出的紫黑舌头塞了进去。
奶奶，在她若无其事的小儿子面前，去了。没有经过痛苦的病魔，只留着谜一样的临死结局，让人去痛苦地怀想。
在为奶奶操办后事的时候，我与么叔一样，穿着长孝衣，尽着那份虚伪的孝道，听着总管与道士不尽人情的吼叫，我忍受着，待远离了总管与道士，我就直愣愣地瞪着么叔看，我的目光里一定有毒。
我的奶奶，在选择上吊的前几个月，曾经选择了跳水的死亡方式。我母亲听到奶奶在水井里喊救命，忙扛了楼梯去救她，其他的人听到“救命”声，也一路小跑了来，见奶奶稳稳当当地坐在水井里一块突出的石头上，她的身上没有一滴水，这事让邻居们明白，我的奶奶，虽到了八十七岁高龄，仍留恋着尘世里的笑声与阳光的。
自我记事起，奶奶就一直在幺叔家过活。我的有血缘关系的上辈中，有大伯、父亲和么叔。大伯是另一个奶奶生下的，却是我的奶奶拉扯长大。在一次争吵中，大伯提到了分家的事，说他在分家时只分了一口铁锅和一对水桶，对于赡养老人的事，要一丝纱，也没有，奶奶流着泪提起板凳向大伯砸去。后来的几十年里，大伯真正地说话算数，兑现了自己不赡养老人的诺言。但每次料理老人的后事，他却跳得最凶，似乎连炸在地上的爆竹壳也要捧进家里才安逸。
我的父辈们全部成家后，赡养奶奶与爷爷的责任，由父亲与么叔承担起来。
在爷爷与奶奶分家后，奶奶向我诉说了一件揪心的事，说我其实还有一个叫二伯的，只不过二伯在抱着么叔玩耍的时候，不小心把么叔掉在了地下，当时奶奶正在砍猪菜，心一急，翻起猪菜板摔了过去，二伯当时鼻孔只流了几滴血，不几天却死了。奶奶说起这事，脸上全是悔恨的泪水。不久，我知道了二伯的坟在一个迎风的丫口上，那是一个孤零零的小小的土堆，里面就是二伯，看来，么叔的命里，竟有两条命的影子，是以，么叔就格外地受到奶奶的疼爱，以至于能读到六年级。在我的记忆中，读三年级的父亲能教我如何作文，虽然有时跑了题，但那份责任却没有跑题。而我的大哥(么叔的儿子)，在我参加工作后的六七年里，仍没有考上一所学校。细想起来，父辈的教育有时还真的有些让人思索的成分。
记得有一次，大哥回家要学费，么叔很是不耐，顺手拿起斧头要砍向儿子。大哥急忙提起菜刀爬上楼梯，父子俩横眉对峙，奶奶颤巍巍地隔在他们中间，泪眼婆娑地劝说，浑忘了他们手里那锋利的武器。这事像一个肉眼看不见的音符，它给了我极深的印象，么叔用来对付儿子的手段，会不会用来对付奶奶呢?
么叔家住在我家坎上，相隔也仅几十米。爷爷与我们住在一起，他的嗓音很洪亮，天都被震得当当响，爷爷的每一句说词，在两个不同的屋里，奶奶都能听见，她就站在幺叔的门口看着爷爷笑。但凡父辈们去干活，爷爷就坐在门口的草鞋凳上，轻声地叫奶奶来抠背，有一次，我分明看见爷爷笑着去抚摸奶奶的乳房，那时他们还算年轻，而更年轻的父亲与幺叔，为何要生生拆散这一对年轻的老夫妻呢?
父亲是全寨里公认最会事、最孝顺的人，但他却像是一朵礼花，只把旺盛的生命展现在夜空里几秒钟，就毫无牵挂地潇洒去了，徒留爷爷奶奶呼天抢地的哭声。两月之后，爷爷去给父亲做伴，那时他已八十六岁了。
接连的重创，让奶奶一下子苍老了不少，奶奶开始与么叔闹起了矛盾，她要另起炉灶煮自己的饭，也用么叔种的粮食喂起了鸡，么叔就用敌敌畏拌了粮食撒在奶奶的鸡笼里，高大的奶奶哭着去撕更高大的幺叔的衣服，被么叔摁在灶台下半天起不来。奶奶沉默了半个月，自己带上锄头上了山，开始种地。
自耕自种的奶奶养了20来只鸡，鸡每天都要轻轻松松下十来个蛋，奶奶就用荞壳垫底，把蛋整整齐齐地排放在竹兜里。每逢妈妈思念父亲和爷爷，坐在门口哭泣的时候，奶奶就拴上围腰，再把围腰翻转来，装上鸡蛋，给我妈送去，那时我的妈妈，安葬了丈夫与公公两位老人，家境穷得快要舔灰了。
许多年后我才明白，奶奶与么叔分家另过，不外乎是想接济一下被生活逼向绝路的我的妈妈。而我在70里外的异乡，可以利用周末，徒步走回家里，从高坎子上挑几挑水，倒在那半月型的水缸里，让妈妈备用。奶奶一见我回家，老远就笑着叫我，再捞起围腰擦擦眼角。有一次我带上未婚妻回到家里，外出干活的奶奶回来，躲在那月样的水缸旁，透过扩来挡风的扬耳笆(竹子编成的块状物)偷偷地看。我看到奶奶的身影，急忙跑出来，吊着她的膀子仰着脸笑。奶奶问吃饭没有，我说刚到家，她就转身到么叔家去了，一小会，她用围腰兜了几个鸡蛋。未婚妻到屋外看风景去了。我赶忙在灶膛里架起柴火，奶奶就磕破鸡蛋，到处找油，可灶边的坛坛罐罐全空得好看极了，奶奶嘴巴一撇，想哭，但忍住了，急忙回到自己的家，舀来了半碗油。
我家的灶用石头垒成，安着两口大锅，灶的缝隙用黄泥巴抹实了，火一燃起来，却从锅口冒了些青烟，烟满屋乱窜，奶奶就用手扇着那胡乱窜动的烟子，吭吭地咳，但我却听到油在锅里嘶嘶地炸响。待鸡蛋煎得很薄很黄的时候，一只中指长的长脚蜈蚣在灶膛里受了热，从灶缝里钻出来，毫不客气地爬向锅里，奶奶握紧用锅铲把锅凿得嗒嗒地响，但最终没有压住那可恶的蜈蚣。蜈蚣翻起肚子，在那让人馋涎欲滴的鸡蛋香味中，死了。奶奶急忙叫我关好厨房门，她顾不得锅里的汤有多烫，忙用袖口粘起那只讨厌的蜈蚣。“雷公虫有毒，不能吃了。”我对奶奶说。奶奶紧张地看着厨房门外，将我拖过来压在她怀里，警告似的说：“不要说出去，我先尝。”奶奶舀起半碗汤，胡乱吹了几口，忍着烫喝了下去，我几次用手去拖，都被她狠劲将我的手拍得垂下。
这一顿饭吃得好是难过，如果脖子也能够哭泣，我想，我的脖子里一定早就溢满了了泪水。
这事过后近一年，奶奶上吊死了，当乡邻们把她抬上了山，我回家收拾奶奶的旧衣旧被准备火化，却看到奶奶的枕头底下压着的，不是钱，而是一条长长的老蛇蜕掉的蛇皮。或许一年，或许更长的时间，我奶奶床上的衣物，么叔么娘及他们的那八九个子女，都已经忘记替奶奶翻洗一次罢?
奶奶在她最疼爱的儿子的房里，在一个叫“遗忘”的词里，去了。她的坟与一座不知名的老坟一起并排着。
为了不让奶奶的坟与那所坟混淆，我找来一块红色的石头，在没有碑的坟的前端，恭谨地画了一个“十”字。
(编辑：黔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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