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红军长征胜利的英明决策

　　一

　　在《中国共产党简史》第二章《掀起土地革命的风暴》里，有《遵义会议和红军长征的胜利》一节，简明扼要地叙述了“遵义会议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和“红军北上和三军大会师”的经过及“红军长征的胜利”。通过学习，不仅了解了那一段峥嵘而光辉的历史，而且还获得了诸多有益的启发。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调集100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其中50万军队于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1934年4月中下旬，国民党军队集中力量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由于战术策略失误，经过18天血战，红军遭受重大伤亡，广昌失守。1934年9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加紧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发动进攻，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

　　国民党“追剿”军达16个师、77个团，布置了四道封锁线。红军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遭到国民党湘军和桂军夹击，付出了极大牺牲。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

　　湘江战役后，党内对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论。1934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根军毛泽东的建议，通过决议，放弃到湘西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一个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转折点正在到来。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党中央在贵州遵义老城红军总部驻地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在极其危险的历史关头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遵义会议召开以前，也就是1934年12月12日，中央部分领导人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及李德在湖南通道恭城书院举行紧急会议。会后中央红军紧急向西进入贵州。在通道会议上，毛东东的正确主张部分被接受，“左”倾军事路线被打开缺口。12月18日，为改变博古、李德原定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在黎平召开会议。会议经过激烈争论，从组织上否定了博古、李德的战略方针，采纳了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思想，继续西进，在川黔边建立新苏区，解决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军队第四道封锁线后一直争论未决的行动方向问题，实现从通道开始的战略转兵，为遵义会议纠正“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奠定了基础。12月底，中央红军抵达瓮安县猴场时，博古、李德再次主张不过乌江，回头东进，同湘西红二、六军团会合。1935年1月1日，为克服博古、李德指挥上的错误，中央政治局在猴场召开会议。会议再次否定博古、李德的错误主张，决定红军立即抢渡乌江，攻占遵义。会议特别强调“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这就在遵义会议之前，排除了李德对中央红军的指挥权，加强了政治局对红军的领导。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遵义会议在遵义市老城今子尹路96号召开。参加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张闻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周恩来(中华苏维埃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朱德(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红军总司令)、陈云(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军委纵队政委)、秦邦宪(即博古,中共中央负总责人)。参加会议的候补委员有:王稼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刘少奇(全国总工会委员长、红五军团中央代表)、邓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何克全(即凯丰,共青团中央书记、红九军团中央代表)。参加会议的红军总部和军团负责人有:刘伯承(红军总参谋长)、李富春(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林彪(红一军团军团长)、聂荣臻(红一军团政委)、彭德怀(红三军团军团长)、杨尚昆(红三军团政委)、李卓然(红五军团政委),以及邓小平(中共中央秘书长)、李德(共产国际军事顾问)、伍修权(翻译)。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治委员蔡树藩因在湘潭一带执行警戒任务,未能出席会议。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也未出席会议。

　　遵义会议的中心议题是:“(一)决定和审查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区根据地的问题。(二)检阅在反对五次‘围剿’中与西征中军事指挥上的经验与教训。”会议主要围绕军事问题进行讨论, 总结并作出决定。

　　会议首先根据刘伯承、聂荣瑾的建议,分析黔北地区是否适合建立根据地的问题。经过讨论,大家认为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又多,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创建根据地,应放弃黎平会议确定的以黔北为中心创建根据地的计划,决定北渡长江,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

　　接着,会议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博古作关于反第五次“围剿”的主题报告,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归结于国民党军队的力量过于强大。对博古的这一结论,大家都不同意。与会人员认为,国民党军队力量强大固然是反“围剿”失败的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因为第一次反“围剿”,国民党军队兵力10万人,红军不足4万人,是2.5:1;第二次“围剿”,国民党军队20万人，红军人数3万多人,是6:1;第三次反“围剿”,国民党军队30万人,红军3万人左右,是10:1;第四次反“围剿”,国民党军队40万人,红军4万多人,是10:1，我们都胜利了。第五次反“围剿”,国民党军队虽有50万人,但红军力量增强了,有10多万人,是5:1。另外,第五次反“围剿”时有国民党军十九路军在福建同蒋军作战,广东地方军阀不积极,这些都是前四次反“围剿”所不具备的有利条件。把主要原因归结于敌强我弱,是没有道理的。

　　此外，博古强调的白区领导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没有显著进步，瓦解国民党军队工作薄弱，游击战争薄弱，各根据地互相配合不够密切，以及由于根据地的后方工作、物资供应工作没有做好等问题，也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重要原因，遭到与会人员的一致反对，说那是李德在为自己的错误作辩护。

　　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了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人犯战略战术方面的严重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作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李德的错误。

　　遵义会议最后作出决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委托政治局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政治局常委再进行适当的分工;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议结束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即进行分工,毛泽东为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并决定将决议发到支部讨论时，指出李德的名字，在团以上干部会上才能宣布博古的名字。

　　会议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

　　《遵义会议决议》的传达是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时间在红军各部和根据地的党组织中进行的。红一方面军传达的情况是：1935年2月10日,中央及军委纵队在云南扎西召开营科长以上干部会议，张闻天代表党中央作《五次反“围剿”的总结和目前任务》的报告，第一次传达遵义会议精神。接着，各军团只要一有时间各单位各部门就传达遵义会议精神。遵义会议后，中央苏区和其他各路红军也积极传达会议精神。白区党组织也在7月以后通过中央局的秘密刊物刊登的《遵义会议决议》了解学习遵义会议精神。

　　遵义会议的后续会议有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泗渡会议、土城会议、扎西会议、鸭溪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

　　由于遵义会议及其后续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党中央才拨正了中国革命的航船，才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红军在向云南扎西地区进军途中，中央政治局常委于2月5日至9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帮助者。3月12日在苟坝会议上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践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了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领导的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变换作战方向，迂回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从1935年1月末到3月下旬，中央红军四渡赤水。3月下旬，南渡乌江，伴攻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调滇军前来增援。滇军一被调出，红军立刻大踏步奔袭云南，兵锋直逼昆明。云南当局急调兵力固守昆明，削弱了金沙江防务。这时红军又突然掉头向北，于5月上旬渡过金沙江。

　　至此，中央红军摆脱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一胜利，是在改换了中央军事领导之后取得的，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后来，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继续北上。中央红军翻越长征途中第一座人迹罕至的大雪山——夹金山后，在懋功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确定了下一步的行动方向。6月，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红军集中主力向北进攻，以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不久，张国焘却又提出南下四川、西康的方针，给两军会师的前景蒙上了阴影。

　　8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涛、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8月21日,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穿越荒无人烟的大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

　　此时,张国涛自恃枪多势众,公然向党争权,提出种种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军南下。9月9日,张国涛电令右路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与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紧急磋商,决定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党中央多次致电要求张国涛立即率部北上,但张国涛置之不理。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迭部县俄界(今高吉村)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并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9月17日，陕甘支队先头部队一举突破川甘边界天险腊子口，第二天占领哈达铺。9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榜罗镇开会，正式决定前往陕北。不久，陕甘支队顺利越过六盘山主峰，毛泽东作《清平乐·六盘山》词，“今日长樱在手，何时缚住苍龙?”表达了红军不可战胜的大无畏革命精神。

　　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至此，中央红红军主力行程二万五千里、纵横11个省的长征胜利结束。在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即将胜利结束时，毛泽东写下了《七律·长征》诗，艺术地、形象地表现了红军将士不屈不挠、英勇顽强的气概和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更喜崛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后，中革军委立即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并入红一方面军建制。1936年2月至7月红一方面军先后进行东征和西征，将陕甘根据地扩大为陕甘宁根据地。

　　原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由任弼时、贺龙等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1935年11月从桑植出发，历尽艰险，在1936年7初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党中央制定红二、红六军团同红三十二军(当时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五、九军团分别改称一、三、五、三十二军)合编为第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

　　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红一方面军会合。22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隆德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长征的胜利,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在红一方面军二万五千里的征途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牺牲。“革命理想高于天”。长征路上的苦难、曲折、死亡,检验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向世人证明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是坚不可摊的。英雄的红军将士同敌人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百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在翻越大雪山途中，有个同志穿着单薄的旧衣服被冻死,指挥员让把军需处长叫来,想问问他为什么不给这个被冻死的同志发棉衣,队伍里的同志含泪告诉他,被冻死的这个同志就是军需处长。管被装的宁可自己冻死,也没有自己先穿暖和一点。正是有了如此崇高的思想境界,红军才战胜了空前的困难,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

　　长征的胜利,极大地促进了党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成熟。党进一步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的重大问题，才能把革命事业引向胜利。这是在血的教训和斗争考验中得出的真理。经过长征的千锤百炼,党在思想上不断成熟，实现了在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的基础上全党的空前团结。

　　红军的长征是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结束的，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性质和宗旨的力量,宣传了党的主张，撒下了革命的火种,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

　　红军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毛泽东形象地指出：“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图谋彻底失败，宣告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肩负着民族希望胜利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战略转移，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事业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开启了中国共产党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而斗争的新的伟大进军。长征后保存下来的红军人数虽然不多，但这是党极为宝贵的精华，构成以后领导全民族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的骨干。

　　长征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编辑：黔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