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到红军长征取得伟大胜利的英明决策
二
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的领导机关内进行了长达4年的统治，这正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使红军日益陷于被动挨打的主要原因。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左”倾教条主义错误与失败的情况。
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书记米夫的直接干预下,党的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缺之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党的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4年的统治。
会后,国民党统治区内党的工作出现一系列非常情况，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在上海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都已不到半数,根据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提议,1931年9月下半月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临时中央),由博古(秦邦宪)负总的责任。
1932年底,蒋介石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时,在教条主义错误支配下，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受到指责,他在红军中的领导职务被错误撤销。周恩来、朱德运用和发展以往反“围剿”的成功经验，打破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大兵团伏击战的范例。
1933年下半年,蒋介石发动对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调集100万军队向各地红军进攻,其中50万军队于9月下旬开始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
这时,博古把军事指挥权交给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他们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搬用正规的阵地战经验,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进攻受挫后,又采取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和“短促突击”的战术,同装备优良的敌人打阵地战、堡垒战,使红军日益陷于被动。
1934年4月中下旬,国民党军队集中力量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由于战术策略失误,经过18天血战,红军遭受重大伤亡,广昌失守。
为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压力,7月上旬,红七军团改编为北上抗日先遣队,开赴闽浙皖赣边区活动,同方志敏领导的红十军会合后组成红十军团。在国民党军队重兵堵追下,1935年1月底,红十军团遭受严重损失。方志敏被俘后,于8月英勇就义。他在狱中写下的《可爱的中国》《清贫》等不朽篇章，至今仍为人们传颂。
1934年9月上旬,国民党军队加紧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腹地发动进攻,红军已无在原地扭转战局的可能。10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多人,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壮举——长征。
原来推行“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在实行这次突围和战略转移的时候,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并且把战略转移变成搬家式的行动,随军带上印刷机器、军工机器等笨重的器材。全军8万多人在山中羊肠小道上行进,拥挤不堪,常常是一夜只过一个山坳。
国民党“追剿”军达16个师、77个团,布置了四道封锁线。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湘江时,红军在国民党湘军和桂军夹击下,付出了极大酒牲。当时担负掩护任务的红三十四师已不足1000人,成为一支身陷重围、无法过江的孤军。面对十几倍于己的强敌,师长陈树湘一身是胆,毫无惧色。他率领全师战士奋力抵抗,用血肉之躯筑起一道“城墙”,与敌人鏖战四天五夜,为红军渡过湘江赢得了宝贵时间。伤重被俘后,敌人将他抬去邀功途中,他醒了过来,自己绞断肠子,壮烈牺牲。被阻在湘江东岸的红三十四师、红三军团第十八团,最后弹尽粮绝,大部英勇就义。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从长征出发时的8.6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
湘江战役后,党内对中央红军的前进方向,一直进行着激烈的争论。1934年12月,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黎平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通过决议,放弃到湘西北同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贵州北部进军。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一个决定党和红军命运的转折点正在到来。
遵义会议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这次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历史关头召开的,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的鲜明特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了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等领导指挥下,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灵活变换作战方向,迁回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从1935年1月末到3月下旬,红军四渡赤水。3月下旬,南渡乌江,佯攻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急调滇军前来增援。滇军一被调出,红军立刻大踏步奔袭云南,兵锋直逼昆明。云南当局急调兵力固守昆明,削弱了金沙江防务。红军又突然掉头向北,于5月上旬渡过金沙江。
至此,中央红军摆脱几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境的计划,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这一胜利,是在改换了中央军事领导之后取得的,充分显示了毛泽东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
这就是党的历史上永放光芒的遵义会议召开的背景和经过。这次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王明、博古、李德等“左”倾冒险主义领导在军事上的错误而召开的。遵义会议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未完待续)
(编辑：黔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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