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新中国实行的高考制度一度中断。其间，高等学校在1966—1969年未招生。
1970—1976年实行“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办法招收工农兵入学。
1977年“恢复高考”，即高校招生以文化考试作为录取的主要依据;以群众推荐为主的招生方式废止。
文化大革命后期，安徽商学院(安徽财贸学院1966年更名安徽商学院;2004年更名安徽财经大学)，与全国大多数高校一样，被砍掉。
当时，全院教职员工，在1968、1969年先分批、后连锅端到到皖北灵璧县的“霸离公社”;就是当年四面楚歌、霸王别姬的那个地方。教职员工们边学文件、搞斗批改、清理阶级队伍，边干农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1970年全国大学、中专恢复招生后。停办四年的安徽商学院，于1970年恢复招生。由原来的考试入学改革为推荐入学。并改为“安徽财经学校”、培养中专生。
蚌埠市为宣传这个重大教育改革，在人民广场召开了万人大会。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大会上作报告。有一句话给与会的市民们留下深刻记忆。他在这个万人大会的高音喇叭中，一板一眼、清清楚楚地读有关文件。他读文件时把“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其中“群众推荐”读成了“群众推‘存’!”
正在霸离公社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商学院的教职员工们，得知恢复招生，迫不及待回蚌埠，有人调侃“跑得比兔子还快。”有人夜不能寐、连夜赶回学校、回到老窝。恢复招生复校，教职员工欢欣鼓舞。
招生工作开始，学校招生人员到各地市按照上级分配的指标，有条不紊地开始招收学生。
因当时有“从后门进来的也不一定都是坏人。”的最高指示。社会上开后门成风。虽然明文规定群众推荐，但实际上都是干部推荐。一个县几个指标，不出领导办公室就推荐一大堆了。招生人员与地方政府“利益”均沾，互惠互利、相互照顾，有时也“讨价还价”。
此时，学校的招生人员都带有特殊任务，戴帽子、打招呼、递条子……学校的领导、教师、员工、军宣队、工宣队及其亲朋好友的子女、子弟们也都拼命想“挤上车”。
挤上车就是国家干部，就是城市户口，就吃商品粮。毕业分配后就端上了旱涝保收的铁饭碗。
由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由农民挣工分转成干部拿工资，由农村到城市的人生转折点。
近水楼台先得月。一时间被公认的清水衙门——学校，成了香饽饽。车水马龙，同学校友盈门。
学校招生人员与地方有关负责人，在“推荐、批准、复审”的过程中，如买卖双方的谈判、各显神通、力争双赢。
在芜湖市铁山宾馆住着全国各校招生人员。北京某高校外语专业招生人员曝料：一位领导干部的儿子被推荐上来，招生人员面试，写一个英语字母“A”，让那位认读。那位官二代竟然毫不犹豫大声：“扑克尖子!”此罗典式的招生人员叹息：“这样的尖子，我们不要!”
某市有一个公社书记的女儿，入学后一看是安徽财经学校，哇的大哭。原来她要学习裁剪。她爸对她说这回你是如愿以偿了。怎么是财经学校，不是裁剪学校!
还有一个女生，入学后就违反纪律，班主任让她写个检讨书，保证下次不犯。她憋了很久，在一张白纸上，竟然只写出歪歪扭扭“捡草”二字。让老师大跌眼镜。
在期末考试时，政治课试卷中有一题“红专”名词解释。一个学生的解释给老师普及了烧砖的知识、补上了一课。他写到“红专就是出窑时没浇水的专。”窑场烧砖出窑时，的确是浇水是青砖，不浇水是红砖。此“专”非彼“砖”。
有一个财会专业毕业生，分配到某市医学院附院门诊部收费。每天班后结帐，总是帐实不符，不是长款就是短款。每遇长款，她就把多出的钱装进自己口袋。若遇短款，再把腰包里的钱掏出来补上。账目记得一塌糊涂。后就被学院调到住院部的洗衣间工作。工作干得又不好。后又调到后勤处打扫办公楼的走廊。
据说扫走廊比前几任做得都差：这条走廊在1957年前是由一名工友负责打扫;1957年后由一名“右派”打扫;文革期间先由“牛鬼蛇神”打扫，后由“走资派”打扫。
招生文件规定：招收高中毕业生。实际推荐来的学生里面有名不副实、鱼目混珠的;个别人初中都没读完。所以基础成绩参差不齐，很难授课。
商学院改成中专学校，虽说是中专，但教师都是大学资深教授讲师。
授课老师们，刚经过文革的“洗礼”：挂过牌、游过街、蹲过牛棚，被反复批斗过。才重新走上讲台，人人心有余悸、个个提心吊胆。面对“革命小将”，处处小心，如履薄冰，不敢出大气。所以让这些学生人人及格，个个毕业。
这几届免考、推荐入学的毕业生，填补了几年未招生的断档岗位，深受用人单位欢迎。多数人能独当一面、胜任工作、受到重用。
教育历来都是国家大事。关系到一个国家繁荣富强的进程。我国选拔人才的制度，从古时的科举，到现代的统考;曾经的文革中免考入学。都是为了公平公正地把优秀人才培养成国家栋梁、好钢用在刀刃上。
为防作弊、从古至今无不千方百计、想方设法，杜绝庸才滥竽充数。真不容易!
【审核人：站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