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体说来，世上有两类作家，一类是能快速从事件中看到意义，从而将现实经验转化为抽象的虚拟经验的作家。另一类是迅速被世界的现象所震惊，然后用他/她独一无二的视角告诉众人，他/她看到了什么的作家。如果用“学术黑话”来说，我们可以把第一类称为“结构主义”式的作家，把第二类称为“现象学”式的作家。这两类作家不分伯仲，只要写到极致都能给人带来艺术的震撼。比如作家周洁茹，我觉得她大体上属于后者，是一个能够对世界做出快速回应的作家。
好多年前，在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周洁茹就已经成为文坛的传说。她离开中国，远去美国，几乎音讯全无。但她的传说继续在流传，据说她有着极为惊人的创作量，一年时间就可以写出百万字。大约是2015年的时候，听说她到了香港，而且重新开始写作。我得知这个消息的第一反应是：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我们知道，写作对于写作者而言是一种需要持续在场的生存状态。多年之后重新捡笔来写作，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你必将经受住更加严苛的审视，无论是外界还是内心，这一定会产生强烈的焦灼。因此，她“复出”后出版第一本散文集找我做活动嘉宾的时候，我立刻应允了。同时，我明白，她之所以找到我，还有林培源，做她的嘉宾，是因为我们是新生一代的写作者，借助我们可以直接了解到当下的文学现场;而我们，也带着对她的传说的记忆，希望能和她面对面聊天，了解她这些年的沉默与思考，这其中自然也回转着一种文脉的接续之感。
我对她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她的记忆力特别好，好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她写了一系列“去”系列的小说，《到南京去》《到深圳去》《到香港去》……其中有一篇是《到广州去》。在这篇小说里她提到了遇见我和其他几位朋友吃完夜宵的场景，她对那个场景的描写在细节上达到了与真实情况毫无二致的程度，包括谁说了什么，以及一些不起眼的小动作。比如那天很冷，我尽管穿着羽绒服，可在风吹来的时候还是把拉链又往上拉了一下，这个小动作她都写在小说里面了。这就是一个小说家的观察能力和记忆能力，还有场景还原能力，她都是完全具备的。不得不承认，她是一个天生的写作者。
我想，以她为代表的这类作家——前文所说的“现象学式作家”——跟世界的关系，一定是更加紧张的，因为她要面对世界上时时刻刻的信息压迫，她得随时用语言作出回应。那种“结构主义”式的作家可以慢慢构思一个故事，然后让它在脑海里一点点生长，直到破土而出。这类作家在生活中该干吗干吗、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只是如同每日去公园散步一般，去另外一个时空里神思遨游一番，然后又回到日常生活，继续该吃吃、该睡睡。这其实是一种让全部写作者都艳羡的一种写作方式。但不是每个作家都能这么干，这取决于人的天性，是无法选择的。
周洁茹作为作家的生活跟她创造的艺术世界，有着深度的重叠关系。那么，她的苦大了，她得时时刻刻在思维和语言中保持住那种紧张性。她像受惊的动物那样观察这个世界，她像被胁迫一般要书写这个世界，同时，她还要抵抗一丝不苟的记忆。如果痛苦无法淡忘，那实在糟透了。写作一方面要抵抗遗忘，一方面也得重新叙述记忆。当我们以这样的方式猜度一个作家的时候，再打开她的书，便会在字里行间看到真实的力量。
当《在香港》这本散文集出现的时候，我已经感觉到了它之于她的重要性。从漂泊的“到某处去”到“在香港”，这其中有一种选择的郑重。这不再是被动的宿命，这是生命的扎根。书的第一部分就特别有意思，在一本名叫“在香港”的书中，有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写故乡的。确实在异乡才最了解故乡。正是在对故乡的回忆当中，她小心翼翼地比照着此时此刻所在的地方，这个地方能够成为家园吗?因此，家园终于成为一种形而上的追问。
她写得特别温情，写了好多吃的，除了父亲跟母亲就是各种家乡的小吃。有关食物的记忆引发乡愁，是一种生理性的反应，这呼应着她进入香港也是从生理的感受开始的。亲情跟食物，一个是我们心灵对于故乡的情感记忆，一个是我们身体对于故乡的生理记忆。这两种记忆是我们走到哪里都甩不开的行李。我们携带着故乡给我们的甩不开的行李，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全然陌生的地方，比如香港这样的地方。然后，我们如何继续生存下去?这是一个很重大的命题。生活的压力很大，应该怎么样生存下去，她的散文中经常会出现这样的质问。她是一个解决了物质层面的生存困难的人，因此她的压力全然来自记忆、情感与活着本身。
周洁茹对生活爱得如此之深切，让我特别动容。她绝非苦大仇深，她有她的黑色幽默，她在文中会调侃婚姻，调侃自己，调侃写作。她说她先生给她做了一碗汤面，本来这是一个温馨的细节，但她说反正他做了汤面也不会去洗这个碗的。这便是一种特别好玩的女性冷幽默。她对周围的人充满了理解，但是她对自己的生命却是严苛的，总是在思考生命的根基性问题。在这一点上，她的执着是超出想象的。
我一直觉得她持有一种即兴式的感性写作方式，特别依赖灵感的状态。但读了这本《在香港》后，我觉得可能对她有所误解，她是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深刻的人，也是一个情深意长的人。她注定要活得累。她写父亲生病的这篇散文，写了父亲从发现生病到治病的过程，也穿插了她自己怀疑得了癌症的诊断过程。当时她在美国，几乎没有亲人。在那样一种决然孤独的情况下，要面对死亡和疾病的阴影，是极为痛苦极为悲凉的。我们其实看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的共同命运，所以读来是非常感人的。
你能看到，她敏锐的记忆力在害她。比如说，她一直就记得，当时在手术室体检的时候，她掉了一个25美分的硬币。这个细节特别有意思。它无疑是真实的硬币，无须怀疑，但它仅仅是一枚硬币吗?显然不仅仅是，那枚硬币凝聚着一种情思在其中，那是一种复杂的情愫。你能说那是悲伤吗?你能说那是痛苦吗?可能都是，但又都不是，那只是一枚硬币，一枚特殊时刻的硬币。我觉得这就是文学的魅力，把物质层面跟精神层面交织在了一起，了无痕迹，却又意味无穷。
有时候，文学作品是反阐述的，它就是生活本身，它是无比真实和刺骨的事物。拒绝阐释与坦诚之间似乎总有绕不开的关系。毫无疑问，她是坦诚的，她几乎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敞开在作品中。很多作家都会在作品中戴着面具写作，当然，这并不是一个贬义，文学的面具跟我们生活中做人戴面具是不一样的。像诗人叶芝所说的，文化就是一个诗人或作家最好的面具。这就像我们看的非洲舞蹈一样，舞者借助一个夸张的面具，活跃起象征的力量。但她几乎把面具撤下来了，她跟生活构成了一种肉搏式的关系，这是很惨烈的一种关系。
她来香港后重新开始写作，她是很认真对待这件事情的。但她随时质疑自己，尤其是用亲人的视角。她写不下去的时候去找父亲下棋，连下几盘棋都输了，父亲就说不下了，反正你都是输的，这跟你在生活中一样，你都是没有规划的，就像没头苍蝇一样。父亲这样说，让她感受到了自己生命中的绝望感，但其实父亲的本意是在劝慰她的。还有，写作的时候睡不着觉怎么办?她的母亲走到她旁边说别写了，没啥用的，没人看的。她觉得很有道理，马上就去睡觉了。这是一种淡淡的幽默，又是一种淡淡的反讽，背后却是在幽深无奈中的坚持。
她写的这些食物，带有江南的乡愁。她是江苏常州人。她的江南前辈汪曾祺老先生写散文，就特别喜欢写吃的。但她和汪老显然不太一样。汪老写吃的时候，对食物本身有一种格外的眷恋，乃至感怀和爱惜，那是一种典型的文化乡愁。她写食物更多的是写跟她的生命交织在一起的东西。所以她写吃的，是没法引发食欲的，她是让你阅读食物背后的感情。母亲做的那些菜，还有朋友们做的那些菜，跟她在医院里看到的25美分硬币一样，都是一种文学的意象，是情感的承载物。文中有一个细节让我念念不忘。就是她看见街边有一对母子一起吃午餐，母亲让孩子的每一勺饭都就着肉和肉汁，而自己只吃白米饭。人生的况味仿佛都在其中了。
周洁茹的散文让我对她有了一种全新的认识，她的真诚会反映在对社会现实的不回避当中。在香港的餐厅、溜冰场等公共场合，跟当地人的一些冲突，她也是作为生命中的一种遭遇而记下来。她怀有一种单纯的想法。比如她在公交车上目睹了一场吵架，一个老太太攻击另一个老太太，但被攻击的老太太没有还击，而是率先微笑了一下，另外一个老太太没办法了，也只能消消气，回之以微笑。所以她在反思，当别人恶语相向的时候，自己为什么要板着脸?如果当时也对那个人微笑一下，也许这个世界就平安无事了。这便是作家的赤子之心，作家所凭借的最重要之所在，若有若无，天方夜谭，却直达人性本质。
可以感觉得到，写这些散文时的周洁茹处在一个很好的写作状态中。她置身于当下复杂的现实语境，香港的复杂性已经逐渐体现在她的身上。她现在还是《香港文学》的主编，这会是一个很好的观察位置。历史的浪潮涌到了她的生活之中，这一定不是她计划之内的，但她必须得用她血肉相搏的方式去应对，她必须要为那些历史的潮水提供一种倾泻的方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计划之外的历史潮水是她持续写作下去的幸运。
因此，我在想，“现象学写作”在这个时代有一种奇特的新东西，值得我们去思考。有太多的事物被创造出来，但这些东西并没有进入文学的书写之中。在19世纪的作家那里，作家所追求的是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博学，这种博学体现在作品对时代各种事物与现象的吸纳之中。但在今天，再博学的作家也不可能去把握这个时代的丰富面向，即便是一个领域的知识，都可以穷尽一个人的精力。很多作家要么抵触这样的繁杂现实，要么由于惰性依然使用着过去年代的现实，但是这种“现象学写作”恰恰能够为作家的突围提供一种选择，那就是最大限度地以个人化的方式，去吸纳周围的现实事物。文学和写作必须像堂吉诃德那样，跟越来越蔓延无际的庞然大物去斗争。文学必须培育出一个强健的肠胃，去吸纳、消化和转化那些坚硬的东西。作家阿来多次谈到美国诗人桑德堡的一个说法：美国你已经长出了钢铁的躯体，但我还没有长出钢铁的牙齿可以咀嚼你。放在今天的中国语境来说，作家不仅要有钢铁的牙齿，还要有信息化的思维，才能对这个时代的躯体进行咀嚼和品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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