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化与出新 ——谈莫言的创造性写作

　　变化与出新

　　——谈莫言的创造性写作

　　纵观莫言的文学创作历程，除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军艺学习时呈“井喷”状态，两年之内写了上百万字，之后的创作明显放缓了速度，原因在于他把“变化”作为对写作的追求，努力使新作不重复旧作。他认为，即使不脱胎换骨，哪怕有一点变化也是好的，否则写作就失去了意义。他指出，作家在当前时代必须千方百计出新，新的作品应该有新的思想、

　　新的题材、新的表现形式，如果做不到这几点就最好不要出手。

　　不变化就没意义，不出新就不出手。莫言在文学创作上表现出少有的底气、勇气和大气。文学创作本来就属于创造性劳动，但难能可贵的是，莫言与众不同，他是一个不倦的探索者，始终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在不停地进行创造性写作。他每一部重要作品都有自己新的探索，都会带给读者全新的体验，产生阶段性影响。他以自己的创造性劳动和丰硕成果，成为中国文学事业发展的旗手和代表。

　　在创建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莫言重要启发。但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他就意识到必须尽快逃离这两座“高炉”，明白了自己该干什么和该怎样干。

　　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也就是说，要以自己的创造性写作，实现变化与出新。概括起来，莫言的创造性写作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不囿于传统

　　传统的散文强调，作品必须是作者的亲历亲为，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加工创造。莫言则把散文当小说来写，以小说的笔法来创作散文。其散文小说化观点，集中体现在《会唱歌的墙》的序言里，他直言不讳、开门见山地提出了散文可以虚构和“胡编”。他的散文中，经常可见小说的情节和色彩，字里行间，虚构的成分很多。有的是整篇虚构，有的是部分虚构。他从来没去过俄罗斯，却硬是写了两篇长达万言的《俄罗斯散记》。这样，他就彻底颠覆了现代文学对于“散文”的定义，突破了传统散文的定义与界限，推倒了小说与散文的壁垒。

　　在具体的写作手法、人物形象的塑造等方面，莫言的作品也冲破了传统的藩篱。他首先毅然决然地拒斥和屏蔽了极左政治对文学阶级性的酷求，大胆而鲜明地倡导和实践了长期以来受到批判与禁锢的人性描写。他的作品有的赞扬人性的真善美，有的则是主要地揭批和鞭挞人性的假恶丑，还有的直面现实生活，直面人生，深刻地反思重大历史事件，严峻地拷问人物的灵魂，乃至作家自己的灵魂。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他一反过去的“高大全”模式，努力地塑造出一个个性格复杂、集优缺点于一身的典型人物，如黑孩、余占鳌、九儿、上官鲁氏、司马库、姑姑万心等。在叙事角度上，小说的叙述人称一般是“你我他”，他却用“我爷爷”、“我奶奶”，独创了一个全知的“儿童视角”;在《生死疲劳》里,他又运用了一个独特的动物视角。在语言运用上，他在尊重和遵循汉语基本语法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形成了自己一种独特的言语方式和风格，汪洋恣肆，狂轰烂炸。另外，莫言还将魔幻艺术、幽默艺术、象征艺术及意识流、通感等艺术手法广泛地运用到自己的小说创作中。

　　不重复自己

　　莫言认为作家最怕的是故事、语言、思想的重复，他甚至语出惊人：“作家抄袭自己比抄袭别人更可耻。”他的“不重复自己”主要表现在一是题材和思想的不重复。战争题材的《红高粱》，表现了战争对人灵魂扭曲和人性在战争的变异，张扬了个性解放的精神。农村改革题材的《四十一跑》，抒写了农村改革初期两种势力、两种观念的激烈冲突，在揭示人性裂变的同时，写出了人们在是非标准、伦理道德上的混沌与迷茫。母亲题材的《丰乳肥臀》，展示了生命的过程，讴歌了生命的本体意义及母亲的伟大性。历史题材的《檀香刑》，控诉了晚清统治集团的残忍恶毒，揭示了西方列强的蛮横霸道，表叙了对清末年间民族家国悲惨命运的沉痛追念。农村历史题材的《生死疲劳》，阐释了农民与土地的种种关系，展示出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农民的生活和他们顽强、乐观、坚韧的精神。计划生育题材的《蛙》，反映了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描述了国家为控制人口剧烈增长、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巨而复杂的历史过程……莫言各个不同时期的重要作品，均为不同的题材展现不同的内容与思想内涵。

　　二是文本结构的不重复。莫言创作的重要作品，找不出两部作品在文本结构上是相同的。《天堂蒜薹之歌》每章用民间艺人张扣的歌首先将内容讲述一遍，然后正文用传统的叙述方式展现各个人物的命运，最后用公文的形式再讲一遍故事反映的现实。《丰乳肥臀》前六章用传统的叙事方式展现了高密东北乡近百年的生活史，第七章从母亲的出身开始讲母亲与各个男人的关系，最后部分的“七补”则如同北海中的园中之园，可以独立出来成为中篇。《檀香刑》将地方戏曲茂腔的“十字句”唱词结构融入作品的语言构造，而且将作品分为“凤头”、“猪肚”、“豹尾”的三段式。《生死疲劳》借鉴了中国佛教里“六道轮回”的概念来展开故事，采取了传统古典小说章回体的叙述方式，通过动物的眼睛来观看中国半个世纪社会、历史的变化。《蛙》由剧作家蝌蚪写给日本作家杉谷义人的五封信组成，前四封信附有关于当了50年妇科医生的姑姑的长篇叙事，其中也讲述了蝌蚪本人的生活故事;第五封信则附有一部关于姑姑和蝌蚪自己的话剧。其他重要作品也都各有不同的文本结构。

　　一个作家要进行文学创作，必须有其知识和社会生活经验的积累，各种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的储备，还要有大量语言知识材料的掌握，以及文学表达的技能、技巧。他不仅收集了许许多多的知识材料，还要对这些知识材料进行加工和分析研究，从而创造出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典型人物来。况且，莫言对自己有着极高的要求，他的创造性写作显然不是默守陈规，因循守旧，而是打破传统，推陈出新。他持续地创造出文学佳作，不断地实现变化和出新，必然具备更高的素质与基础，付出更艰辛的劳动和努力。

　　增强创新意识

　　创新意识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极其重要的精神素质，是作家从事创造性写作的首要前提。莫言是一个创新意识浓厚的作家，具有强烈的创造愿望和意向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自信。在他的脑海深处，有一个根深蒂固的创新情结。他说：“继承的目的还是创新，要有新东西出来，即便是失败的创新，也比平庸的继承有价值。”他曾经说过：“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懦夫、可怜虫。但是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莫言的“三胆”实质上体现的是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意识。因为如果只有创新意识而无创新的胆识与勇气，叶公好龙，心有余而胆识不足，那么所谓创造就只能是空谈。

　　克服思维障碍

　　思维方式决定实践方式。进行创造性写作，必须克服思维定势，运用逆向思维、发散思维，扫除主观障碍。这些障碍包括：迷信权威，屈从常识，附和多数，缺少幻想，过分谨慎，过度谦虚，盲目服从，懦弱胆怯，病态的安全感等。克服了思维障碍，就不会轻信现成的结论和盲目崇拜权威。莫言说：“要想变化就得反叛，不断地反叛家长权威、过去的规矩连同你自己，敢于叛逆才会想到创新。”他要求自己“无论在创作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必须有点邪劲儿”。正是在这股“邪劲儿”支配下，他解放思想，大胆想象，敢想敢做，勤于笔耕，实现了自己的文学创新。

　　夯实智能结构

　　智能结构是指一个人知识、能力和技能技巧的组合，它是一种综合效应。莫言虽然小学未毕业即辍学，但他的知识储备却是广博而精深的。他很小就喜欢听书、看忆苦戏，陶醉于神话鬼怪故事和历史传奇中。辍学前后，他通读了中国古典名著、文革前出版的几十部长篇小说和鲁迅的作品，学完了中学课本，通读了《新华字典》。从军期间，他参加了党政干部基础课自学考试，考入军艺文学系学习，后来又读了创作研究生班。在部队担任图书管理员时，他阅读了图书馆里1000多册文学书籍，也看过不少哲学和历史书籍。虽然知识越多不一定创新越多，但必要的知识准备却是创新的前提条件。在渊博知识的基础上，莫言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与潜能，不懈探索，勤奋思考，形成了敏锐的观察力、丰富的想象力和超强的创新思维能力，取得了辉煌的创造成果。

　　丰富生活经验

　　社会生活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一个作家如果缺乏社会生活的知识和经验，要创造出文学作品是不可能的。尤其是直接的经验或亲身的体验，对于创作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文学史上许多杰出作家的经历，都是非常复杂而多变的。越是深刻、出新的作品，越需要作家具有更为丰富复杂的生活阅历与经验。莫言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回家“放牧在荒原”。在家乡务农、打工至21岁时，艰难地入伍当兵，从军20多年后转业到检察日报社，10年后又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工作。与同龄人相比，其人生经历也相对丰富、复杂和特殊，甚至坎坷曲折。不仅如此，他还利用一切机会和条件，到国内外许多地方参观学习，采访考察，参加各种文学交流活动或讲学,从而开阔了视野，掌握了大量创作素材，丰富了不可或缺的生活积累。

　　磨练顽强毅力

　　文学创作是一项艰苦复杂的创造性精神劳动。历来创业维艰，文学创新之路也绝不会一帆风顺，一马平川，常常布满荆棘，充满坎坷。莫言对自己文学创作上不断变化和出新的高标准、严要求，决定了他必须付出超出常人的艰苦努力，具有顽强的毅力和坚忍不拔的精神，这也是所有著名文学家最宝贵的品质。他除了要面对创新本身的艰辛，还要冲破传统势力的阻碍。他的争议作品《十三步》和《丰乳肥臀》问世后，均受到批评、抨击乃至威胁诬告，承受了巨大的精神压力。特别是他倾力“打造”的《丰乳肥臀》在《大家》杂志发表后，遭到不少人的攻击谩骂，甚至被扣上了反动、反党的“大帽子”。面对麻烦和不公，他意志坚强，执拗叛逆，始终坚信自己写的是一部神圣庄严的作品，坚持自己的创作理念和创造性写作。

　　(山东高密市国税局 梁守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