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认为文人是耻于谈钱的，但文人靠写文赚钱绝对不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其实早在古代，文人靠“稿酬”成为富豪就已经很普遍了。每个朝代，文坛上都是几家欢喜几家愁，而且也像今天一样，文人的贫富差距也相当大。
司马相如是西汉大辞赋家，作品词藻富丽，结构宏大，使他成为汉赋的代表作家，后人称之为“赋圣”。陈皇后失宠后，请他代笔，他为她写下绝唱《长门赋》，得到了百金的“稿费”。仅此一篇文章，他这辈子的吃穿就不用愁了。
陶渊明是东晋末期诗人、辞赋家、散文家。他曾做过几年小官，后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而辞官归里，“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他是一个贫穷的文人，好在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
韩愈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宋代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著有《韩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等等。韩愈除散文、诗歌创作外，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正由于他的文学水平之高，据说他是当时“稿酬”最高的文人，他的一篇《师说》得了50万钱的“稿费”。他还没少给人撰写碑铭，这也是他收入的重要来源，像他这样的幸运文人并不多见。
杜甫是盛唐大诗人，后人号称“诗圣”。他的乐府诗，促成了中唐时期新乐府运动的发展。他的诗文，亦诗亦史，成就很高。杜甫起初在长安，得不到任用，后来父亲去世，失去了固定的经济来源，导致生活陷于困顿。从那时起，他就过起了类似乞讨的日子。年老时，住的是破草屋，有一次大风还将屋顶的茅草刮跑了，据此他写成了流传千古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纪晓岚是清代著名学者，乾隆年间曾任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左都御史。他交游甚广，其朋友知己、门生故吏不计其数，是乾隆时期公认的文坛领袖。纪晓岚有一位夫人和六房妾，要养活这么多人并非易事。官大俸禄自然也不少，除此以外，据传他编纂《四库全书》的“稿费”也不菲。
曹雪芹出身于清朝的名门望族，一部《红楼梦》流传千古，位居我国“四大名著”之首。可他家道中落，一生贫困潦倒。可惜他生不逢时，若赶上新时代，《红楼梦》的版税足以让他成为千万富翁，登上作家富豪榜首。
从上述对比中不难看出，古代文人致富，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文采，而是这种文采能否被当权者所接受。古代文人富豪无一不是“文官”，即文学创作必须与当权者思想一致，且文学才华必须为当权者所用。一如现在的文人，适应市场者生，顺应市场者富，反之，再有旷世才学也只能是一介穷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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