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厄泼赖”应该再次缓行

　　一句话正确与否，有时候的确因时因地而异。比如在收入倍增目标得到正式确认之前，强调公平比共同富裕更重要，可谓切中时弊；但是在收入倍增应当成为需要兑现的诺言时，再说“比收入倍增更重要的是公平”，那就有转移话题之嫌。这涉及到收入倍增目标实现的方法或者或者路径是否应当“费厄泼赖”的问题。
　　
　　半个多世纪之前，鲁迅先生写过一篇有名的杂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不主张痛打落水狗，面对害人的动物不能讲什么绅士精神、和谐之类。当代作家王蒙先生的一篇《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的杂文则认为，缓行不等于不实行，为了纠正阶级扩大化，提倡“费厄泼赖”是对症的良药。这两篇看似对立的文章其实并不矛盾，在特定历史条件下，都各有其道理。然而，如同前者有时效性一样，后者也有其时效性。这大概反映了“费厄泼赖”的一种否定之否定的积极意义，每经历一次否定，社会才会向前迈进一步。
　　
　　如果我们没有理解错的话，收入倍增重在提高底层收入，甚至需要通过“限高”来实现，这里面应当没有什么公平可言。的确，收入倍增并非是每个人的工资都翻一番；但是这应当被理解为高收入群体不能试图再翻一番，而绝不能为弱势群体“被平均”、“被倍增”预留“后门”。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在当前的中国，解决问题的办法通常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扬汤止沸，一种是釜底抽薪。对于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运用釜底抽薪的方式，把问题的根源消除”。釜底抽薪就不能讲什么费厄泼赖，至少，费厄泼赖应该再次缓行。鲁迅先生的观点被王蒙先生否定了，王蒙先生的观点是否就亘古不变了呢？答案应当是否定的。
　　
　　有人会跳出来：否定王蒙先生的观点就是在走回头路，后退没有出路云云。事实上，历史发展到今天，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比如，在收入倍增的目标面前，根本没有什么落水狗可打，高收入者作为既得利益群体，至少还掌握着第一次分配的蛋糕划分权；与落水狗相比，他们还在“岸上”，还是真老虎，还处于强势地位。在这种情况下，以绅士风度与虎谋皮，那不是扬汤止沸又是什么？
　　
　　当然，公平的机会、公平的制度还是要讲的。问题在于，那同样应当是实现收入倍增的目标，而不是路径或者手段。比如对于提高个税起征点的建议，看起来是公平的，非常费厄泼赖，甚至据说有百利无一害；但是早就有专家指出，那是在给富人减税！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学研究会副会长施正文认为，那是一个实际上不利于低收入者的措施，“是一个欺骗性的宣传”。试想，对于低收入者来说，他们目前的工资水平尚达不到现有的个税起征点，提高个税起征点对他们有什么实际意义？国有金融机构的高管年薪可达数千万，而环卫工人一年的收入只有一万元左右，如果让两者继续以“绩效挂钩”等“公平”的方式实现收入倍增，那只不过是收入差距的成倍增加。
　　
　　实际上，对于低收入群体来说，只要还没有被体制彻底边缘化，从绝对数值来看，也许到不了2020年，收入就可以倍增。著名经济学家温元凯教授最近在重庆为数百位企业家授课时认为，三年后工薪阶层的工资就会在现在的水平上翻倍，理由是中国将迎来新一轮的通货膨胀。无论这种预言是否能够成真，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把收入倍增当做一组表面数字，费厄泼赖足矣；否则，费厄泼赖就应该缓行，至少在应对腐败、权力寻租方面是如此。可惜的是，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作为草根阶层的呼吁，注定将成为“沉默的声音”，远不会像鲁迅先生的呐喊那样发聋振愦。看来，我们也只能期盼着相关的“顶层设计”与“顶层推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