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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焕章:我去接两名“劳教犯”回校读书

  • 作者: 书雪
  • 来源: 手机原创
  • 2020-05-07 20: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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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962年8月,我受学校派遣,出差到安徽省普济圩劳改农场与省白湖劳改农场,把在那里的两名“劳教犯”——我校学生(原名安徽财贸学院,2004年5月更名安徽财经大学)樊立生、陈树兰,接回学校继续读书。

      在我校招收首批本科学生的第一年,也就是1959年9月,樊立生和陈树兰两人,同时考入我校。

      樊立生,出生于安徽省蒙城县一个书香门第。家庭成分地主。他的父亲,早年参加地下共产党,于1929年,参加过我省著名的六安独山暴动,后来成为新四军的高级将领。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可他的父亲却不知去向,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新中国成立之后,仍然杳无音信。樊的妈妈,为寻找“不明不白”失踪的丈夫,到底是生是死,生在何方?殉职何地?而四处奔波,累垮了身体,差点哭瞎了眼睛。

      樊的此等家庭纪事,在他报考大学的档案中均有记载,并附有与他父亲同时参加六安暴动、解放后任解放军某部一位高级将领的亲笔证明。

      樊所以被强制送去“劳动教养”,成为一个“劳教犯”,是因为在社会大饥荒的1959-1961年,我校有一些饿急了的学生,便弃学离校回家——城市或农村,有的远走边疆,去“外流”谋生。可谁也没料到,平时言语不多,喜欢到图书馆看书的樊立生,竟在学生食堂“顺手牵羊”,偷拿饭菜票,以求果腹。当被发现后,学校就组织学生,反复批判给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抹黑的这个“地主羔子”。随后,为了使我校“三面红旗”的发展和形势政治教育,不受干扰,就把他和同他一样也因吃不饱,在食堂寻机偷拿饭菜票的另一个贫农出身、名叫陈树兰的学生,报经省公安厅批准逮捕,分别送到上述两个劳改农场“劳动教养”。

      这是在社会大饥荒时期,我校对处理“右倾”学生最为严厉的控制方式。

      1962年,在党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之后,安徽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张恺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得到平反。我校根据上级文件规定,对在大跃进、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和处理的干部、教师和学生,一一对照政策,进行甄别平反。我和张恭廷被抽调到校甄别工作办公室办事,就把樊、陈两人这个历史案件,提交给甄别小组。在讨论中,大家一致认为:此案“定性不准”,属于错案,应“不留尾巴”,给予彻底平反。学校随派我到这两个劳改农场,听听两个人的意见,把他们接回来,插班上课,继续读书。

      当普济圩劳改农场的管教干部,把光着脚,戴着草帽,将裤脚卷到膝盖的樊立生,带来面见我,行走到总场办公室的门口时,他就一个“立正”,并大声喊出:“报告!劳教犯樊某某来到!”在听到这个革命后代的“报告”声,不知是什么原因,我的内心顿有一种莫明的感慨在涌动。

      我遂向樊说明来意。

      他在满脸透润出欣喜的同时,还不疾不徐地向我发声愠语:“现在,回到学校能吃饱肚子么?哪有大学不给学生吃饱饭的道理?我的饭量在同学中不算大......”

      我问他在农场生活过得怎么样?他坦然向我介绍:这个普济圩农场,在长江畔的北岸,景色不错,是地道的水乡泽国,全境皆是水田,主要是种植水稻。我是淮北人,刚来时下水田干农活,很不习惯,很怕蚂蝗。这里米多鱼多,大米饭能吃得饱,能经常吃到小鱼小虾,农场自已做豆腐,有蔬菜队种菜,青菜豆腐有得吃。

      第二天一大早,背着被子的樊立生,随我过江到时名铜官山(现名铜陵市)横港码头,乘长江航运中的小客轮,“嗵嗵嗵”,“哗哗哗”,顺流下行到芜湖港,过江再转坐火车回学校。

      一路上,我和樊随意闲聊。

      我问樊:1957年和1958年,你先后考取北京大学和北京矿业学院,怎么都没有去上?他淡然一笑地回话:“唉!一言难尽”。俺妈舍不得我到外省去念书,我也不放心俺妈一个人在家。思想常在一念间。俺妈命苦,为了找我父亲,俺妈吃了不少苦,把身体累坏了。我便问他父亲到底在那里。他无奈地说,“是一笔糊涂帐”,搞不清。接着,他茫然地说:很小时候,俺见过父亲,但现已没有什么印象。俺妈也出生于一个富庶人家。俺妈说我父亲是一个饱读诗书的进步青年,20多岁时,就参加了地下党。1929年,参加过六安暴动。但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却不知去向。这可让俺妈吃尽了“寻夫苦”。但终于找到和俺父亲同时搞六安暴动的一个好友——时任某省军区参谋长,他说俺父亲接受了一个特殊任务,改名换姓,单线联系,到那个小岛去了,现在没法搞明白。

      樊立生和我聊话时,神态显得黯然。

      为了使性格比较内向的樊立生,可能有的感觉兴奋,我便试图促他有一个好心情。就请他能不能说下,在普济圩的一年多时间里,碰到一个最快活的事,或最有意思的笑话?

      樊仍淡然一笑地小声回我的话:昨晚有几个“狱友”,听说我被平反了,都向我道喜,说我终于“熬出头了!”还旧话重提——在我刚进来时,这些人曾十分惊奇:说他们都是偷生产队里吃的东西,才被抓来劳教的;没想到在大学里念书的学生,也不给吃饱,还把“顺便不为偷”拿饭票的你,也抓到普济圩来劳教?

      ......

      接着,樊立生和我说了两句话。

      我很悲念父亲:“出师未捷身先死?”

      我常反思自已:“岂是失节不丈夫?”

      注:1.樊立生,男,计划统计专业66届毕业生,毕业时分配至宁夏工作。

      2.陈树兰,男,泗县人,贸易经济系内贸班学生,回校后,不久病故。

    【审核人:站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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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标题:焦焕章:我去接两名“劳教犯”回校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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