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得最过瘾、欲罢不能的书有两本，一本是钱穆的《八十忆双亲 师友杂忆》，还有一本是王少石编的《许麟庐翰札.致弟子王少石》(以下简称《许麟庐翰札》，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钱穆先生已被奉上国学大师的高位。他连大学都没读过，就在北大做了教授，一生著作等身，是民国以来自学派成员中段位最高的大师。在学问领域，连胡适之也比之不如。我先读的是《钱穆传》，不过瘾，复读他公子写父亲的书，再读弟子余英时写的《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读完这些书，再买他的书读，已是两重境界。不久前去北京，没想到女儿桌上也摊着他的书，是一本关于中国政治制度的学术著作，我差不多一气看完。
《许麟庐翰札》给我带来的是另一种欣喜和收获。这本书印制非常精美，文献价值和艺术价值都很高，是目前同类书中比较少见的。据说出版社正准备申报国家图书奖。
与那些粗糙不堪、编排离谱的传记相比，信札所具备的文献价值更高，也更有阅读快感。这些年来，我的阅读重点便放在年谱、书信和日记上。去年阅读最有收获的两本年谱，一本是凤凰文艺出的《林散之年谱》，一本是安徽文艺出的《苏雪林年谱》。我同事、青年学者章玉政写的《刘文典年谱》，也是相当出彩的一本年谱。我在写我们村的历史时，其中一个人物汤恩伯，是我们村的女婿，他的发迹也和我们村的两位人物有关，虽然市面上他的传记有数本，但他的年谱给了我更多收获和启示。今年受邀写包公，虽然市面上包公书琳琅满目非常丰富，但大部分书价值都不大，只有年谱和包拯奏议及墓志，是最有价值的。
《许麟庐翰札》收有许麟庐致弟子王少石的书信一百九十通。从1973年2月26日第一通，到2010年2月6日最后一通(此公去世于2011年)，在长达37年的时间里，两位通信者，彼此人生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时代也有了大变迁，王少石从无名者变成一个书画篆刻名家，而许麟庐先生也从靠边站的一位寂寞画家，一跃而为画坛大伽，他是1916年出生的老人家，到结束通信时已年高95，一生经历大起大落，他的智慧和见识都在信札中做了披露。他的书画金句在信札中随处可见，比如“作画难在粗中有文，野而不野”、“刻印讲究方中圆，圆中方”、“书法一道既要规矩又要夸张，一味拙，一味巧，都不行”等等。许麟翁的书信语言文白夹杂却又舒服通透，比如一九八九年七月的一通信札是这样写的：
少石吾弟：
接到来信非常高兴。印花都详细的看了。《书法报》苏某之文我看了，付之一笑罢了。苏某只谈其表，未穷其理，我以为此君未必理解金石之道，只不过带着情绪而已。白石老师有诗云：“青藤雪个异天开，一代新奇出众才(吴缶庐)。我欲九原为走狗，三家门下转轮来。”齐师可算是个谦虚解人也。书、画、刻形成自己风格，其甘苦谈何容易?门外汉只不过指手画脚而已，理得则心安，苏某不值一驳。
今夏居于斗室，虽雨亦闷，无可如何，只好熬到入秋。近况如此。夏安。麟庐。七月二十五日。
这封信里还对王少石的一方印章做了评点。那方印是许翁请弟子为他刻的闲章“麟庐晚号龟堂”。他在印旁写了一段评语：无工力者无此刀法，所谓小技难矣哉，不解铁笔者如对牛弹琴，只可付之一笑。
第一封信，许翁抬头是“少石画友”，第二通改为“少石弟”或“少石吾弟”，而落款有几种：麟庐，或麟，或老麟。他经常请弟子为他刻印，为表示感谢，他也常赐画给弟子。对弟子的书画篆刻，若有不满意处也直抒胸襟，若刻得好，老先生也绝不吝惜语言，有一次王少石给他刻了一方闲章“生于蓬莱长于津沽游于京华”，这方章字很多，章法很难处理，没想到王少石却刻得极好，老先生看了忍不住大赞：此十二字安排妙极，刀法、韵味均臻上乘，可与西冷八家媲美矣。还有一方印，“心畬王孙赐号玉书大方诗人赐号趾仁白石老师赐号麟庐”，这方章难度更大，可王少石没让他失望，他在那方印下写了几行评语：念四字印安排如此之妙，吾弟煞费经营矣，三个“赐号”均不雷同，耐人寻味，佳作也，予高兴之极。
许麟翁晚年的印差不多都是王少石刻的。王少石为他刻过60多方印。他的一些朋友也会找王少石刻印，包括红学家冯其庸，这在下面还要讲到。许麟翁的字不是中规中矩的那一种，用王少石先生的话来说，恩师的字“是一种豪放潇洒、天真烂漫的许体格调”，“巧中寓拙，一任自然。”我看过许麟翁晚年时的一个电视访谈，他的言谈亦是一派天真烂漫，是个十分可爱的老头子。
许麟翁23岁时便与旧王孙溥心畬结为忘年交。溥心畬在画坛亦是一张极响亮的名片，不输于齐白石，他和张大千在民国时期便有”南张北溥“之称。后来去了台湾。他给许老弟起的号是“玉书”，而麟庐这个号是齐白石后来起的。许翁原名德麟，山东蓬莱人，家里办有工厂，家境算是不错的。1945年迁居北平，在此期间认识李苦禅，很快成为好朋友。不久，经李苦禅介绍认识齐白石，认识次日便拜之为师。当时白石翁已扬言不再收弟子，但一见到许麟庐便喜欢上了。1950年，许麟庐卖掉父亲留给他的面粉厂，拿那笔钱创办了北京和平书画店。画店地址是由李苦禅恩师徐悲鸿选定的，为画店题匾的人中有徐悲鸿、齐白石和陈半丁，全部都是京城大牌画家，而经常来店里晃荡的人物中则有老舍、郭沫若、张伯驹、启功等人，至于齐门弟子更是常在这里聚会。李苦禅一遇到烦心事，便跑来店里喝酒，账记在许老弟名下。萧龙士进京拜师无处落脚时，也在画店做过守夜人。当年陈毅元帅微服私访，来到店里，一看好家伙，和平画店办得那么好，也想请老板去上海开一家这样的画店，可许老板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他也认不出陈元帅，但就是认识，他也没精力去上海开画店。后来进了荣宝斋工作，从1960年起，奉时任文化部长夏衍之命，奔赴全国各地鉴定、收集散落在民间的古代字画，收集来的字画都进了故宫和荣宝斋。其中荣宝斋中的藏画，约有一半是由许麟庐收进来的。许麟庐的眼光之高，可想而知。
据说许麟庐学齐白石是最像的，但他学得虽像，却又想跳出来，自创家法，这就是他的了不起处。
1949年在家乡做美术教师的萧龙士，应李可染邀请，进京拜访齐白石，并于次年正式拜之为师，拜师宴就是许麟庐一手操办的。许麟庐要比萧龙士小二十七八岁，在齐门弟子中，他和李苦禅、萧龙士关系处得最好，后来干脆结拜为兄弟，三人中，萧老居长，苦禅居二，许麟庐行三。萧老每次进京，兄弟仨人常在一起聚会。而萧大哥的落脚点，总是由许麟庐负责。后来他的那些弟子去北京拜访两位师叔，经济紧张的也都住在许麟庐那里。萧龙士弟子中复拜许麟庐李苦禅为师的有两三人，王少石便是其中之一。
王少石原名王秉杰，安徽宿州人，初中时起便喜欢上字画，但真正拜师学习是他上大学时的事。1960年，20岁的王秉杰从宿州考入合肥师范学院就读中文系，教他先秦文学的系副主任卫仲璠教授是大诗人陈三立(陈寅恪父亲)的弟子，早年和吴昌硕有过交往，他家里挂着的就是吴昌硕为他写的石鼓文对联，王少石常去卫教授家请教，所以对吴昌硕充满了兴趣。也就在这一年，他开始拜萧龙士为师，那时候每周星期天只要没事，他必去城里萧龙士家为他磨墨理纸，看他画画。萧龙士弟子不少，最著名的是“萧门四王”，其中一王便是王少石。萧老家里，当时挂有齐白石的四条屏(这四条屏，“文革”后不知去向)。吴昌硕是萧龙士读上海美专时的老师，而齐白石则是他60多岁后拜的老师，这两人都对萧龙士有着巨大影响，但细说起来，吴昌硕对萧龙士的影响似乎更大些。而王秉杰呢，受此影响，也对“二石”(吴昌硕号昌石、苍石)充满了兴趣，投稿时用的笔名是“王少石”，后来便以此名行世，原名复不再为人知。
王少石从小也是苦出身，个子不高，人很质朴，才气很高且兴趣广泛，他在跟萧老学画不久，便开始自学篆刻，在篆刻方面他请教过上海的单孝天，也请教过安徽艺术学院的童雪鸿。单孝天是六十年代海上印坛“三驾马车”之一，而童雪鸿则是安徽画坛最著名的篆刻家，一生治印数千方，自号“印隐”，抗战期间便有《雪鸿印存》五集行世。1966年他的意外去世曾一度震惊安徽艺坛。这是个非常决绝、极有个性的艺术家。王少石的认识单孝天，是他投稿编辑所介绍，至于童雪鸿先生，则是萧老介绍的。王少石很早便有篆刻作品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这给他认识篆刻高手带来了机会。他的认识许麟庐当然是因为萧老。1972年夏，人家都在闹革命，他却拿着萧老的介绍信北上京华，要拜两位师叔为师，这时候的许麟翁还在湖北上“五七干校”，李苦禅倒是看到了，只是光景实在说不上好。
王少石见到的李苦禅，此时正在中央美院传达室里看大门，每天负责分发报纸和信件，顺便给人指指路。这份工作对大学教授来说虽然有点屈辱，但已属照顾性质，据说李苦禅分发来信和报纸，常常被那些部门搞晕，把报纸错放地方倒也问题不大，大不了再赔一张，但若把信件放错地方，就会惹来一堆闲话。老人家这时候已是惊弓之鸟，处处小心谨慎，但见到萧大哥的弟子来访，还是很高兴的。
可惜李苦禅平反复出后没几年，1983年便走完了凄苦的一生。王少石虽然也拜他为师，但受教机会并不多，倒是许麟翁，对王少石的意义更大。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这样说彼此关系：敬重先生的人品与艺品，先生爱我器重我，师徒二人肝胆相照，结为知己，两地鱼雁来往频繁，恩师与我的翰札计二百通。
恩师的这二百通来信，王少石全部保存完好。可惜他自己的信件并无一封收录进去，这对读者而言还是有点小遗憾的。这本书的后期编辑，从信件录入到图片翻拍到编辑都是他自己。这本书出版后，他写了两首小诗来表达心情。
其一为：一觉醒来脚步轻，新书收到喜盈盈。春秋三度乃成事，谁解师恩弟子情?
其二为：往事桩桩未似烟，芭蕉旧雨总相怜。一封一纸今成泪，明月只能梦里圆。
王少石手里还有二百多通冯其庸致他的信札正准备出版。冯其庸虽是红学专家，但实也是一位书画研究专家。他跟许麟庐学画，他们俩算是亦师亦友。1978年，他在许麟庐处看到王少石的印章后大吃一惊，遂委托许翁提出请求，让王少石帮他刻方印，两人由此认识，后来他建议王少石，“何不治红楼百印以传世?”
没想到这一提议立即得到王少石的同意，许麟翁已极表赞赏，王少石便以数岁之功完成红楼百印，所刻内容皆由冯先生提供，每一印成，他必写信求教于许麟翁和冯其庸。后来冯翁在他写的“《红楼梦》印谱序”中这样说：
己未春，少石复携印稿入京。吾三人于竹箫斋中复一一详加厘定，存其六七。庚申六月，首届国际《红楼梦》研讨会于美国陌地生市威斯康辛大学举行，适此谱成，予乃携至陌城于大会展出，倍受国际红学家之珍视，纷纷向予转请求刻者日数起。
红楼印谱自此一炮打响。王少石亦因之成名。他曾连任五届安徽省政协委员，尔后出任安徽省政府参事。他也和乃师萧翁一样，做了文史馆馆员。
红楼印谱二百多方原石，少石先生已在2018年上半年全部捐给复旦大学图书馆，那里为此专门成立了王少石捐赠作品陈列室。他在第一期捐赠中，还捐出了他的部分书画作品。第二批他还将捐出他的古玉、古瓷、古砚等收藏。
王少石接下去还有好几本书要出：印谱、诗集、文集，500多首诗，文物欣赏，画集，收藏集。年已78岁的他已很少出门，大量时间放在整理他的这些宝贝中。
冯其庸信札，有望在不久后问世。相信这本书也一定会让人耳目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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