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枯木欲逢春
医生的话对病人而言，可能是“促死咒语”，也可能是“金玉良言”;可能是“催命符”，也可能是“还魂丹”。一切取决于医生想怎么说，病人想怎样听。
天快塌了
治病此词，指的应该是从肉体到心理的双重医治。
人生趟过四十余年，却有二十年在抗争，与病魔作着殊死搏斗，就像过去的抗日游击战，此起彼伏。
过去的四十余年，有多少次进医院我已无法统计。在青春靓丽的人生旅途里，在奋斗不止的长途跋涉中，病痛一直就是一个忠实的伴随者。可我很庆幸，经过了那么长久的磨砺与摧残，现在依然活蹦乱跳，真是奇迹。
我一直不想提笔写自己的故事，总怕写完自己故事的日子，就是生命终止的那天。
从支气管腺瘤做纤支镜手术，到肺小细胞瘤砍断一根肋骨截掉两页肺，再到肺癌晚期，而后治愈，似乎二十年就那么一瞬。
还记得查出肺癌晚期时，那个如天使般的“江湖医生”在我心中留下的五年期，那个让我一直坚持的目标已实现好几年了，如今矫健如初的我心头总算松了一口气。
这才是我生命真正意义的一次开始，感觉已经没有胆怯。最恐惧的日子已经过去，我已经不需要再在过去的担忧中度日。
“肺癌”这个词，写在自己的病历单上时，恐怕大多数病人都会害怕。如果写成“lung cancer (LC) ”或“肺Ca”时，我想大部分不识英文的病人就不会那么恐惧了。
但我是众多的肺癌患者中的少数例外，因为，我是英语老师。所以，我遭遇了比普通大众更多一点时间的煎熬。
一个人认不清自己时，活着是懵懂的，也不会很恐惧。
活到24岁时才知道，原来我是一个先天性残疾人——肺发育不完全;25岁时患支气管腺瘤，28岁查出肺小细胞瘤，终于把自己变成了后天性残疾人——割掉了两页发育不完全的肺。本以为，舍去两页肺与一根肋骨能换来余生的安宁，但事与愿违。2006年，上班途中骑脚踏车把手臂摔断了，于是残疾从内部终于凸显到了外面。这还不算最大的打击，末日般袭击自己的，还是2007年暑假我跨进医院查出肺癌晚期的那一天。
舍掉肺的原因是长了肺小细胞腺瘤导致肺不张。“小细胞腺瘤”这个词我也没有太在意，为我做手术的医生同学曾笑着说：你那肺本来就是多余的，割掉绝不影响呼吸。所以，我一直坚信，自己还是一个正常人。
但是，跨进医院，我终于坠落进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那一日艳阳高照，一个好朋友听说我要去检查身体，还特意叫了一辆车送我。对于经济拮据的我们来说，那是值得感恩的事情。
一路风景并不好，夏日炎炎惹人昏昏欲睡，到达医院时，我才强打精神，抖擞一番去挂号见医生。
医生是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专家，她简单询问了我的病史后就撂给我一张单子：去做个全面检查。
检查并不是第一次，但这次，我没来由地胆怯，因为我的病因是咳血。
老公是一个油嘴滑舌的人，那一刻也有点心事重重。不过，很快他就调整了心态，又开始编笑话逗我。
我是一个不苟言笑的女人，少有风情万种的时候，严厉的家教与一直以来的好学生好教师形象，让我总显得循规蹈矩、少年老成。
在去CT室的途中，老公强势地摸了我一把，美其名曰：“老虎的屁股摸不得?我偏要摸一摸。”
我属虎，此刻却没有光鲜的虎威。
我含羞带嗲地怒视：“你丫的，找虐啊?”
一路嬉笑到达CT室时，心情没来由地又紧了紧。好多人啊，悬着的心被同类们那忧郁的表情送到了嗓子眼儿上。
很想告诉老公我害怕，但看到他强装笑脸的样子，我也只好咽了咽唾沫笑：“哇，好多伙伴啊。”
他撸了撸我的头发，我更加骄傲地把马尾束往身后甩了甩，那是我最骄傲的资本。黑而亮的齐腰长发，也是唯一让我感觉自己像淑女的标致。
等待是漫长的。三十几岁的人，在众多的病患之友面前，怎么也想表现稳重。所以，我们一直站在旁边看着进进出出的影子，或悲或怜，偶尔无话找话搭上一两句。
好不容易等到我体检了，有一种进入鬼门关的感觉。CT机那偌大的滚筒就像科幻小说里记载的那些时光机，让我幻想它会把我带到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地方，或许还会让我改头换面身强体壮。
不过，医生在几十秒后让我快下来的话，令我立即清醒过来，我还活在地球上，我还要继续现实的生活。
大医院的检查是很耗时的。我们被告知要第二日下午才能得到结果。之前的就医经验让我们也没有什么失落，反倒是觉得终于有了点时间可以到处看看。
我是五进这所医院了。第一次查出腺瘤就是在这里做纤支镜手术完成的。之前在县医院没有检查出来的病因，终于搞清楚了。也生平第一次挺过了手术管从鼻孔进入气管的难受，那是一种肉体被侵略的强烈排斥感觉。
医院的山很高很大很美。我们沿着台阶拾级而上，郁郁苍苍的树木傲然屹立于山林间。山上人烟稀少，我们有步入世外桃源的惬意。
风景之美只在依稀间，很快，还是又回到病魔这个话题上。若干论战后，老公终于说服我当日就住进医院。
于是，昏昏糊糊之间，我们已经赶到了住院部的内科。到达这里冒进脑袋的第一个词是：蜗居。
住院部大楼的过道上密密麻麻排满了病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胖胖瘦瘦，全部都用木讷、惶恐、绝望、同情的眼神盯着我挪到一张刚刚空出来的过道病床上。
过道很挤，病人就像非洲难民一样抱被或卧或坐。我感觉还是比较轻松的，尽管医院那消毒水的味道并不好闻。
护士过来给我做常规检查，往那病床一躺，还真有大病来临的感觉。漂亮的女护士离开时，老公调侃一句：是不是美女都很冷冽啊?护士小妹妹终于被老公逗笑而去。
轻松的氛围并没有持续多久。楼道尽头那加护病房里突然传来一阵号哭，把过道里本来还算安静祥和的局势一下就打破了。邻床一个老太太哀叹一句：“怕是又有一个人上天了。”
我想到了丹麦著名童话作家安徒生的大作《卖火柴的小女孩》，一颗星星落下来，就有一个灵魂要到上帝那儿去了。过道上看不到星星的陨落，但悲恸的哭声传递着有人赶着去见上帝了。
很快几个绿衣工人推着担架从电梯里出来，他们进了那重症监护室，里面的场景不言而喻。我一直呆坐在床头没有动，怔怔地盯着那走廊尽头。
监护室里家属的哭声、吵嚷声盖过了医生的劝解声。我被他们闹哄哄的声音刺得脑袋快速运转，如果有一天我也进了那重症室，如果有一天我也被担架……
没有给我过多时间想象，监护室里推推搡搡一群人终于把病人弄出来。担架上病人的遗体被白布覆盖，不知是男是女。那一刻，我心中没来由地塞得很紧，有种呼吸被堵的感觉，眼泪不自主地一涌而出，击垮了我刚才还极力克制的神经，一种垂死挣扎的恐惧油然而生。
老公伸手拍了拍我。我的眼睛已经迷糊，看不清那尽头一群人是怎么把那具遗体推进电梯的。
“死了好，死了不用受折磨。”邻床一个三十余岁的男人喃喃自语，那声音似幽灵，在寂静的过道上又似扔下一磅炸弹。
“生命曾诚可贵。”我缓缓回过神来，不就是一个人死了吗?生老病死人之常情。
“爱情价更高。”老公在一旁补充，我被他的话逗笑了。虽然笑是酸涩的，可心脏的温度总算略有回升。
很快，人们不再关注那个话题，一切又恢复有序状态。
晚上，我与老公一起躺在病床上，虽然有点挤有点热，但对于我们来说，这样节约点钱也是很好的。
第二天很早我就醒了，比我早起的病人很多，我想他们或许知道了检查结果睡不着吧。
对面床上的那个三十几岁的男人已经与我老公聊得火热。原来他是一个长途汽车司机，某天因为同伴不在，他冒着感冒多开了四五个小时的车，导致他咳嗽不止，到这里查出肺上有阴影。
我想到自己以前在县医院，一直把肺小细胞腺瘤当肺炎医治心头就来火，要不是医生误诊延误病情，我也不会舍去两页肺的。
不过，木已成舟，怨恨已经没有办法。
医生来查房，我这状况让那个主任的小眼睛更加眯小了。我的心头又紧了几分，看来不是好兆头啊。
果然，不一会儿，那个漂亮女护士又送来几张检查单子。
望着大大小小四五张单子，我的心头是惊恐的。除了怕查出什么以外，最大的问题是，这检查费又得花多少啊?
我们这次只带了几千块钱，没打算要住多久的，那已经是我们的所有积蓄。
老公不等我多想，拉着我就闪出了狭窄的过道病房。
居然又要做纤支镜手术，想着这个我就头皮发麻。可还是在极度恐惧与紧张中完成了。
看着那么多与我一样遭受同样苦楚的病友，心里是很平衡的。
天下与我一样备受煎熬的人多着呢。尤其看到那些比我还年轻的病人，被搀扶进来也要做同样的手术时，心里就更加的平衡和安静了。
送检纤支镜留样时，有些问题难住了我与老公。医生说的学术用语我们不懂，问半天，医生不耐烦地说：就是要不要查是不是癌症。
癌症?我的脑子一下不好使。
之前，只想过是不是肺小细胞腺瘤又长出来了，至于是不是癌，压根儿就没往那方面想过。
医生的解释让我脾气一下子暴躁起来，恨恨地憋屈到一边不再理会。
老公在送检窗口与缴费处来回跑了几趟后，终于来陪我坐下。
“怎么?平时不是视死如归吗?医生说癌症这词就把你吓懵了?”
“谁说的?”一贯要强的性格让我一下就反驳回去，“我是心疼钱。”
“好啦，检查一下，如果不是也就更放心啊，是不是?”老公那毫不在意的口气让我紧张的心情松懈不少，也就随他很自然地回到了病房。
回到病房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了。对床那个年轻小伙子急切地问我是否有什么问题，老公向他做了详细汇报。
完毕，那个小伙子不断唉声叹气，我好奇地问：“你的结果已经知道了?”
他看看我，又看看四周那些病怏怏的伙伴，忧伤地说：“医生说了，我这十之八九是肺癌。”
“没有家属陪你来吗?”我很生气，影视剧里不都是演的，这种重病不告诉病人的吗?
“我老婆要带孩子，孩子才一岁多点。”他的声音很无奈。
是啊，我们也有孩子呢，她马上就要进初中了。想到这里，心里温暖了不少。
“没事，不就是估计吗?等检查结果出来才知道呢。”老公摸了摸烟，但很快又压抑下去。
我们谈了很多，人生、家庭、病情、未来，那个小伙子也很健谈。
老公很快与四周的人都聊了个遍，不时还弄些笑话逗得大家嘻嘻笑。
我也被老公幽默风趣之言吸引，暂时忘记了自己可能是癌症患者的忧虑。
次日医生来查房过后，护士通知我老公到主任室去，说有些情况与家属聊聊。我心底猛地揪紧，感觉“判官”正拿着生死裁决书在那边等着我。甚至还感觉“黑面罗刹”就在身边晃动。于是，我偷偷尾随老公几弯几拐到了医生办公室门口。
里面，主任医生很沉痛地告诉老公我的病情。有几句话我听得很清楚：“你是病人的家属，我们和你谈谈关于家属的病情。昨天送检的病灶已经查出，她是肺癌晚期。”
我看不清楚老公的脸色，但我的脑子一下就成了浆糊状态，整个人蒙了，下意识地“啊”了一声。
主任办公室里的医生与老公都发现了我，他们惊慌地看着我，我也傻愣愣地盯着他们，完全忘记了悲喜。
主任医生最先反应过来，“你知道了也好，可以更好配合我们治疗。”
我本是近视眼，此刻更加地看不清楚老公的面容，眼里浸满的泪水让我视线模糊，我把手死死掐住自己的大腿，不让自己哭出来。
“你怎么来偷听啊?”老公终于缓过神来，拿着检查结果单走向我。不过，很快他就把那单子藏到了身后。
“给我。”良久我伸出手，哽咽着咆哮。
医生在一旁安慰：“你别难过，现在我们这里，像你这样痊愈的病人多的是。”
我没有理会他，只愤怒地盯着老公：“你给不给?”
老公被我的极度愤慨吓着了，慌忙递给我化验结果单，我一把摘下眼镜抹掉眼里的泪水查看。很多字都看不清楚，却看清了最下面的一排字：肺Ca晚期。
真的石化了。那一刻我没有思想，没有灵魂，没有喜怒，也没有恐惧，静静地站在那里。全世界都已经消失了，我这具躯体已经没有生机，一下子时间也静止了。
一个护士经过，同情地看了我一眼。这是后来老公说的。
主治医生与主任医生立即宽慰，但他们的话我一句也没有听进去。老公把我推进了主任办公室，不断宽慰这病能治。
能治吗?
不知道是怎么回到病床上的，我低落的情绪让周遭的病友一下就知道了情况不妙，他们立即过来宽慰。
谁说了什么，我一句也没听进去。脑子里最后只盘旋着：我得了肺癌?而且是晚期?难道我要死了?
究竟木然了多久我并不知道，但傍晚时分，我终于缓过神来了，突地嘤嘤哭泣起来。
走廊里终于炸开锅了。病人及家属开始叽叽喳喳讨论，我的耳朵居然选择性地失聪了。除了哭泣，谁的话我也没有听进去一句。
很幸运的是，我哭着哭着居然睡过去了。
怀着惶恐的心情睡觉并没有像电影电视上演的那样做噩梦，而是一觉睡到了凌晨五点过。那是我习惯性醒来的时间，是一直以来读书养成早起学习的生物钟。
当睁开眼看到老公在一旁紧蹙双眉熟睡的脸时，心里很痛。
缓缓坐起来，抱住双腿。经过一夜睡眠，人精神了许多。走廊里大家都还在睡觉，偶有少数翻身的人似睡得并不踏实。
与其这样惶恐地生活，还不如死了算了，我闭着眼思考着生与死的问题。
如果就这么死掉，妈妈一定会难过，我的父亲两年前因为食道癌去世了。她的丧夫之痛还没有抚平，难道又要让她经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我的眼泪又淌出来，就这样死掉怕是不孝顺的啊。
如果死掉了，我的女儿怎么办呢?她只有十一岁，以后会不会学坏呢?都说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她一定会很可怜。眼泪加剧，女儿不能没有妈妈，我应该活下来。
老公的呼吸声很均匀，他的睡眠一直很好，心宽体胖没心没肺的样子。而此刻，我明显地感觉他睡得并不踏实。或许我死了老公可以解脱，可以重新找个女人过后半辈子，可想着刚还完的住房贷款，心里又有点不甘，凭什么我吃苦让后面来的女人享福?
胡思乱想了好一阵才有人起来，看着我坐在那里也没有多问，大致也能猜出我是睡不踏实的。不过，他们的响动惊醒了老公，他猛地坐起来，看到我还在身边，似乎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惺忪地问：“醒了?”
我点点头，涩涩地笑：“你继续睡吧，还早。”
笑很假，我自己能感觉得到。
“我们出去走走吧。”老公把我拉了起来，没有脱衣服，起来倒是很方便的。
早晨的医院里空气很清新，不过，落入眼帘的景致让我并不舒服。因为到处都是晨起锻炼的病人，有的被人搀扶，有的独自游走;有的头上绷着纱布，有的身上吊着液瓶;有的拄着拐杖，有的扶着轮椅。五花八门无奇不有，形色各异的病人着实让我不想欣赏。
我们又回到了病床上。医生来查房时，看到我已经精神大好，笑着问：“怎么样?准备接受手术了吧?”
我看看老公，手术的事情已经说过了?
哦，想起来了，昨天我是啥也没听进去的。
“你们会诊的结果是什么呢?”老公显然已经带我住院住出经验来了，学会了一些医学术语。
医生又把我老公请去了，我也毫无例外地紧跟而去。
主任医生是持刀的，面相上看却并不凶悍，可我还是有点害怕这样的人。他拿出CT胸片插在了一个透光的壁盒上，指着一凸处说：“经过我们的会诊，发觉你的囊肿离肺叶主气管很近，况且以前肺部手术的地方有很多点状阴影，不能判断癌细胞是否已经扩散，所以我们建议做化疗。”
“我不做化疗!”我一口回绝了。我想起了父亲生前做化疗时的样子，他痛苦而无助的眼神深深刺激着我。我记得他最后一次做化疗后告诉我：我坚决不再做化疗了，我宁肯死去。
我也不要做化疗，我不要变成一个僵尸一样的女人。我摸着自己漆黑的长发，我不要做秃头女人!
医生与老公劝解了好久我都没有松口，最后医生们让我先去休息一下。
临出那办公室时，我听到主任医生对我老公说：“你好好劝劝你家属，她的生存意识很弱。”
是吗?我自嘲，我还没想过让自己这样就死去呢。
我在假设，如果此刻我听从我们校长的吩咐，到学校开会参加那个传统文化教材的编辑，我哪里会知道自己已经得了肺癌晚期?
不知就不惧。
我因为不愿意化疗，也就没有液体可输。望着病友们的吊瓶，我又开始漫无天际地遐想。
如果我是一个医神，我要让人类的疾病全部解除;或者，有病就直接死掉投胎，重新做人，绝不让他们经历如此痛苦的周遭。
我的父亲本盼着手术康复后过上太平日子，可手术后癌细胞转移，又进入化疗，折腾了好几年，最终疼得刺骨钻心，瘦得皮包骨头。虽然在临死前母亲才告诉他是食道癌，但他所经历的痛是可圈可点的。
难道我也要像父亲一样，过几年在病床上的日子，然后理所当然地死掉?
我望着那一个个输液瓶发呆。不，我的人生不是这样，我的人生不应该只有这点东西。
那些发牛皮癣广告的人又来了。医院的管理并不严，前面一拨儿发牛皮癣广告的大婶们刚扔下广告纸，后面立即有拾废纸的阿姨过来好心地把那些东西捡走。我今儿是没输液，眼疾手快才抢到一张宣传单可看的。
或许是命运的安排，或许是阴差阳错命不该绝，反正我看到了一则广告。那上面打着成都华西医院的招牌，还列举了几个使用一种中药水剂痊愈的癌症患者病例。
我的父亲生病时，我曾到西安某医院为他买药。虽然最终他还是离开了我们，但我还是愿意相信，是因为那药太贵，他舍不得吃更多而离开我们的。我从来没怀疑过那药的治愈功效。
无论是心理作用的原因，还是阿Q精神作祟，我都相信，某些特殊药具有治愈癌症的功能。所以，当我看到那广告时，就像见到了救世主，看到了自己疾病痊愈的曙光。四页广告纸我反复看了好多遍，最后向老公提出要转院到华西。
主任医生听说我愿意去华西看看，很是高兴。临走时还把华西胸外科一个医生的电话号码给了我，让我们去找他帮忙。
我很感谢那医生，让我阴冷的心里有一角射进了一缕阳光。
但我们退出办公室时，老公等我转身走出了一段距离才又问了主任医生一个问题：“她这病做手术能熬多久?”
医生严肃地说：“也就最多半年。”
他们以为我没有听到，其实我听力好着呢。
我憎恨自己听力怎么那么好。可是，半年这个词，着实很刺激我。
所以，我又哭了。老公赶过来时，不知我是因何又掉泪而急得不行，我只好擦干眼泪告诉他：“但愿以后我都不进这里了。”
“那是当然!华西能医好你，再回来干吗?”老公笑得很酸涩。
我没敢看他，只默默流泪走在前头。
两个孤零零的身影就这样在烈日下踽踽而行，怀里少有的几千块钱与身体中的癌细胞就像两座大山压得我们难以动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