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7月，中央电视台播放了系列纪录片《文学的故乡》，绘制了贾平凹、阿来、迟子建、毕飞宇、刘震云、莫言六位作家的文学地理轨迹，讲述他们如何把现实的故乡转化为文学的故乡，从而探寻文学发生的起点，抵达精神世界的原乡。其实，每一位作家的创作，都会与他的故乡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童年记忆、民间文化、精神原乡，甚至融化到他潜意识深处的家族记忆，都会呈现在他们的文学故乡里。文学与故乡的关系，的确是一个永远也讨论不完的话题。
就阿来而言，故乡是一种特别的存在。他说：“对于故乡，我曾经很不爱，现在有点爱。我不想美化，也不想丑化它。我所有的书写，都想还故乡一个本来的面目。其实故乡也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投影。写故乡也是写自己。”我认为，阿来这种对故乡的情愫始终贯穿在他的文学创作中。可以说，他几乎所有的虚构与非虚构文学作品都在书写故乡，无论爱与不爱，故乡构建了阿来文学世界的全部。
一
阿来出生在嘉绒藏区阿坝州马尔康市一个只有二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庄，村庄的藏语名字叫卡尔谷，汉语名字叫马塘。在《大地的阶梯》中，阿来这样讲述自己的故乡：
我只是知道，马尔康这个地名由来已久。
在那些年代里，马尔康宽广的河滩曾是狐狸的天堂。
马尔康得到这个名字，完全是因为，在此宽广的河滩上，有一座叫作马尔康的寺庙。寺庙本身在那时荒芜的河滩上，相对来说，确实也算是一个灯火明亮的所在。
光明与黑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不是一个相对的概念。
一座佛寺起这样一个与光明相关的名字，肯定还有其意欲在蒙昧的时代里开启民智这样一种象征的意义。佛教典籍的名字中，就不断有与灯火相关的字眼出现。
通常意义上，“马尔康”这个藏语组合词的字面翻译是“灯火旺盛的地方”。在这里，阿来的阐释，除了文化学意义上的正名之外，我认为，更多的在于表达出对故乡复杂而矛盾的情感。光明与黑暗，启蒙与蒙昧交织在一起，这是阿来对故乡存在样态的认识。正因为如此，他对故乡的空间记忆，往往也夹杂着一种民族身份认同感的焦虑。阿来的母亲是藏族人，父亲是一个把生意做到藏区的回族商人的儿子。有时谈到族别，阿来会幽默地说，自己是个“远缘杂交品种”。“回藏混血”让天性敏感的阿来深受影响，以至于在他很多早期作品中，都有一个叫作“阿来”的懦弱孩子的影子。像《旧年的血迹》《孽缘》等都是阿来早年生活和思想的真实写照：身处贫困却又想获得尊严。在文本中，“父亲”和“舅舅”不只一次郑重提出“阿来”是读书的料，而读书是摆脱贫困、走向外部世界的唯一路径。可以说，族裔的歧视深深困扰着童年的阿来，他在《遥远的温泉》中写到：“藏蛮子是外部世界的异族人对我们普遍的称呼。这是一种令我们气恼却又无可奈何的称呼。”我想，正是因为这些生存环境的压力，早年的阿来并不喜爱自己的故乡。“少年时代，我们一起上山采挖药材，卖到供销社，挣下一个学期的学费。那时，我们总是有着小小的快乐。因为那时觉得会有一个不一样的未来。而不一样的未来不是乡村会突然变好，而是我们有可能永远脱离乡村。”
于是，“离乡”成为阿来早期作品常见的主题。短篇小说《环山的雪光》发表于1987年。藏族女孩金花对新事物充满了好奇，却又难以摆脱生存环境的桎梏，开始靠“回忆”打发时光，最终忍受不住一连串打击走上极端，用刮油彩的小刀刺杀了图画老师。那是一个曾经打开她生活视域，却又扰乱了她心境的人。金花的故事，就是她“怎样小心翼翼地侧身穿过现实，与梦交接的故事”。可以看出，阿来在满怀对外部世界渴望的同时，又用一种不确定的理想，来反观现实，金花正是这种复杂、怀疑情绪的表现。这种情感实际上也是阿来童年情感的真实再现。2002年，阿来写了一篇小散文《词典的故事》，用平实的语言回忆自己童年时期对知识改变命运的渴望。一本几角钱的《成语词典》对于幼小的阿来是那样可望而不可及。在小学毕业的那一年，阿来跟随全班同学去一个“遥远的小镇”拍毕业照。在小镇的新华书店见到了那本令他魂牵梦绕的词典。但按照当时的规定，需要学校出具的证明信才能购买。于是，没有证明的阿来第一次陷入了人生的绝望。“这本书就在我面前，但是与我之间却隔着透明但又坚硬而冰凉的玻璃，比梦里所见还要遥不可及。”最后，阿来奔涌的泪水感动了售货员，“从此，很长一段时间，我像阅读一本小说一样阅读这本词典。从此，我有了第一本自己的藏书。从此，我对于任何一本好书都怀着好奇与珍重之感。”
童年时期走出家乡的愿景，寄托在阿来多部小说中都出现的地质队员身上。他们大多没有名字，只有身份：地质队员。在“机村系列”短篇小说《水电站》中，“地质队的这些家伙比工作队还要神气”，“他们出现了，看见机村这么大一个村庄，但就像没有看见一样。他们赶着驮着各种稀奇东西的骡子队直接就从村子中央穿过去了，对这么大个村庄视而不见。完全是一种见过大世面的样子。”然而，这些“傲慢”的地质队员却是科学的启蒙者。他们送给机村“一座画在纸上的水电站”。三年后，当这座水电站真正建起来的时候，“整个机村就在黄昏时发出了光亮。”在《云中记》中，地质勘探队登上了出现地质裂缝的云中村，宣布云中村即将随着地质滑坡消亡的科学信息。显然，地质队员是科学与启蒙的符号表征。在阿来的少年时期，正是地质队员第一次让阿来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他曾说：“因为我自己出生在一个很小的村子里面，当然有着对外部世界的向往，但是外部世界仅仅是一个象征、一个符号。我们接触外部世界最早的，就是这些勘探地下有没有矿藏的地质队员。……他们让我看到自己与他们的不同，他们就是外部世界。”当时，他对外面世界的全部了解，都来自这些地质队员，他天真地认为，只有地质队员走得很远、很神气。所以，在高考填报志愿时，他在志愿表上郑重地填上两所地质学院，但命运只让他上了本地的一所师范学校——马尔康师范学校。想必，今天的阿来一定会发自内心地感激命运之神，让他阴差阳错地选择了自己热爱的事业——文学。
但是，走出故乡之后又会怎样呢?这是阿来在自己走出故乡之后，经常思考的问题，也成为《尘埃落定》之后，他文学创作中的一个重要主题。《空山》中的色嫫可以看作“金花系列”的延续。色嫫是机村的妙音天女，她的歌声美妙无比，宛如天籁。她爱上了惹觉·华尔丹。她要离开村子，进文工团当歌唱家，让她的声音通过收音机骄傲地传播到更远的地方，而解放军班长惹觉·华尔丹有条件帮助她。但是，色嫫唱出的是塞壬的歌声，让惹觉·华尔丹心乱神迷，他并不理解色嫫，为了与色嫫尽快结婚他复员回到村里，做了猎人达戈(傻瓜)。一个傻瓜怎么可能拥有色嫫呢?“色嫫这个词，本身就包含着妖精和仙女两个意思。”色嫫还是离开了达戈，离开了村庄，奔向她向往的光鲜舞台。显然，对于色嫫的背叛与离乡，阿来没有给予情感认同，她的离乡与达戈的回乡构成了一对文化意蕴上的象征。回乡的达戈最终以最为悲壮的方式为“猎人”正名。他是机村最后一个猎人，他的死带走了埋藏在机村泥土中最深层的气息。文本最后萦绕着挽歌式的基调，那是对行将落寞的机村文明的哀悼。
显然，在阿来真正走出家乡之后，距离让他对家乡有了重新认识，以至于那本在他童年时代魂牵梦萦的词典，“化身”为《大百科全书》，走进了中篇小说《三只虫草》。此时已经是21世纪，小说的主人公桑吉是一名小学生，他的家在海拔3300米的青藏高原上的一个小村庄。桑吉用三只虫草打开了人生的视界，看到了向往已久的百科全书。“百科全书里有着他生活的这个世界所没有的一切东西”，相比之下，桑吉的小村庄边缘渺小得如此可怜，以至于桑吉“再回望他生活的小村庄，心里便生出一点点的凄凉。”从《词典的故事》到《三只虫草》，半个世纪过去了，山村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贫穷，人们可以用虫草、柏木、松茸等山珍换取物质财富，但所有这些都是消费主义时代打造的幻象，以掠夺自然为代价，最终将在恶性循环中走向更加深度的贫穷。小小的桑吉看到了这一点，他“回到村里新修的定居点，看着那些一模一样的房屋整齐排列在荒野中间，桑吉心里禁不住生出一种凄凉之感。他心下有点明白，这些房子是对百科全书里的某种方式的一种模仿。因为住在这些房子里的人并没有另外的世界中住着差不多同样房子里的人那种相同的生活。”文本的最后，凝结着桑吉爱心的三只虫草，在被算计和欺骗中开始了它们通往外部世界的旅行，这似乎暗示了桑吉的命运。或许外部世界充满了算计和欺骗，但是，走出去，是这个小村庄自我救赎的必由之路。
我们看到，阿来对家乡的书写，从“很不爱”到“有点爱”，是阿来情感立场和文化立场的双重蜕变，这不仅是因为阿来走出了故乡，产生了距离的美感;更多的在于理性的反思，古老家乡的传统正在不断发生着变化，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但是那些传统中残存的诗意和美好，同样也将随风飘散。正因为如此，阿来爱他的故乡，缘于不舍，更缘于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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